​考证《圣经》的后果是危险的 一个量化考证说说《旧约》记载真伪

考证《圣经》的后果是危险的 一个量化考证说说《旧约》记载真伪

大家应该对下面这个场景很熟悉了，2019 年 5 月，巴以局势紧张，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矛盾再次凸显，此次安理会特别会议就是在这样的紧张氛围下召开的。在会议期间，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达农（Danny Danon）举起《圣经》。他声称《圣经》是以色列拥有土地的 “地契”，他试图以《圣经》为依据来论证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地区部分土地的主权。

《圣经》分为《旧约》和《新约》两大部分。《旧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数千年前的古代以色列民族。它是犹太教的经典，包含了诸多内容，如上帝创世、以色列民族的起源与发展历程、众多先知的言行事迹、各种律法规定以及诗歌、智慧文学等。它由不同时期的犹太宗教人士、史官等陆续创作、编纂而成，反映了古代以色列人在宗教信仰、社会生活、历史文化等多方面的情况，是犹太民族精神和信仰的核心承载。《新约》则主要是围绕耶稣基督展开。耶稣诞生于公元 1 世纪的巴勒斯坦地区，他开始传道，宣讲天国的福音，有众多门徒追随。《新约》记载了耶稣的生平事迹，包括他的诞生、受洗、行神迹、被钉十字架、复活等关键事件，以及早期基督教教会的建立与发展，使徒们的传教活动等。它是基督教信仰的重要依据，在耶稣离世后，由其门徒及早期教会领袖等整理创作而成。

随着基督教在罗马帝国时期逐渐传播并发展壮大，《圣经》的影响力也不断扩大。在中世纪，它成为欧洲宗教、文化、教育等领域的核心文本，深刻影响了人们的思想观念、社会秩序以及艺术创作等。在之后的历史进程中，无论是宗教改革运动对基督教教义的重新审视与变革，还是在全球范围内基督教的传播与发展，《圣经》都始终处于极为重要的地位，对西方乃至世界文化、伦理道德、政治理念等诸多方面都产生了深远且持久的影响。

那么达农（Danny Danon）举起《圣经》记载的都是历史吗？我们来说一个最简单的点。对〈圣经〉中犹太人出埃及时人数做一个记载的量化考证。在一些情况下，对于即使是那些通常被视为“原始资料”的史料来说，量化方法在其辨伪方面是很有用的，有时甚至是无可替代的。

依据《出埃及记》所述，摩西率领犹太人出埃及时有 60 万能够上阵打仗的男丁。在古代社会，军事作战力量往往只是整个族群中的一部分，通常占比在一定范围之内。按照常理推测，加上妇女、老人和孩子，即使采用较为保守的估算方式，全部人口至少可达 200 万人。这一初步的人口推算为后续的分析奠定了基础。

接着考虑这 200 万人的生存空间需求。我们以成人棺椁的大小作为参照，其约为 1.8 米 ×0.6 米，而活人生活的活动空间，至少要相当于躺在坟墓中的死人三四倍，将棺椁面积三倍之，可得出成人至少需要 3.25 平方米的生存空间。如此庞大的人群，200 万人就至少要占据 6.4 平方公里的营盘面积。然而，若要保证正常的生活和活动，有其他学者经过深入研究计算后认为，营盘应有 30 平方公里才能够运转得开。如此大规模的人群聚集与安置，在当时的条件下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从空间角度来看，这一数字已经开始显露出其不合理性。

再者，犹太人在此驻扎了长达一年的时间。从物资消耗的角度分析，仅仅是木柴一项，以这样庞大的人口基数，只需一个月便会消耗掉附近所有的木柴资源。这还仅仅是考虑了最基本的燃料需求，而更为关键的饮食问题如何解决呢？200 万人的饮食供应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和地域环境下几乎是难以想象的。此外，基本的卫生条件保障更是无从谈起。在缺乏现代卫生设施与理念的古代，如此众多人口的聚居，疾病传播与环境卫生的维护将成为无法克服的难题，而《圣经》对此却缺乏合理的交代。

从宗教仪式的角度进一步剖析，一个 200 万人的族群，平均一天大约会有 250 名婴儿降生。依照犹太人的习俗，要为新生婴儿做法事，一天当中不仅要献燔祭，还要献赎罪祭。这意味着要为这 250 名婴儿做 500 场法事。如果这些仪式分别举行，仅仅这些法事就需耗费 2500 分钟，差不多 42 小时。即便假设有三位祭司齐上阵，每人不停地主持一项祭事，一分钟都不停歇，也无法在白天 12 小时之内全部完成。而且，如果这些犹太人严守规定，需要为所有初为人母者每天搞到 1 只雏鸽或者斑鸠，250 个母亲每天就需要 250 只。依此日均消费数量计算，这批犹太人一年中要消耗 90000 只鸽子或者斑鸠。在当时的环境下，要保证如此巨大数量的鸽子或斑鸠供应，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不禁要问：“难道犹太人在逃离埃及之时，还要带足鸽子不成？”

综合以上各个方面的量化分析，无论是人口规模对应的生存空间、物资消耗，还是宗教仪式所需的人力与物资保障，都表明《旧约全书》中关于犹太人出埃及时人数的记载存在诸多难以解释的矛盾与不合理之处。

如果在历史研究或者宗教研究等领域中使用这个数字来进行深入探讨与推断，结果必然会偏离历史的真实情况。这也提醒我们，在对待宗教经典中的记载时，不能盲目地全盘接受，而需要运用理性思维和科学的分析方法去甄别其中的信息，从而更加客观、准确地认识历史与宗教文化的内涵。从更深层次来看，这一现象也反映了古代宗教经典在形成过程中可能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当时的文化、政治、宗教传播需求等。其记载或许并非完全基于精确的史实记录，而是融合了大量的传说、想象以及宗教教义宣扬的成分。这并不意味着要否定《圣经》在宗教和文化领域的重要价值，相反，通过这样的考证与思考，我们能够更加全面地理解其意义与局限性。

如英国派驻南非纳塔尔地区的主教科伦索科伦索所言：“《圣经》作者就如同荷马或古罗马早期的编年史作家一样，不曾意识到自己做了错事，也没有捏造史实来欺骗世人（practicing historical deception）。是我们伤害了他们，是我们损害了《圣经》故事真正的辉煌，因为我们认定《圣经》必须符合历史真实，我们认定《圣经》作者要求读者将它作为历史真实来接受和信奉，不仅仅是犹太人，还要所有人类来信奉，直至永远”。

在鉴定领域，中国人常常秉持着极为严谨的态度，一旦发现一点不符，往往就会判定文物不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