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广事变：两广拥兵30万，兵力多于蒋介石，蒋做了什么和平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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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6月1日爆发的“两广事变”(亦称“六一”事变)，是广东实力派陈济棠，广西实力派李宗仁、白崇禧等为反对蒋介石剪除异己，吞并地方势力而发动的一次事变。这次事变的主要特点是打出“出兵抗日”的旗帜，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

一、两广事变的背景

两广事变是在民族危机日趋加剧，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高涨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其导火线是蒋介石要撤销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消除两广半独立局面。两广地方实力派与蒋介石长期存在矛盾。

1931年2月，粤系领袖胡汉民因约法事件被扣留，陈济棠乘机夺取广东大权，树起反蒋旗帜。1932年蒋复出总揽军权，1935年11月兼任行政院长，实际上重新掌握了国民党党政军大权。原广州非常会议虽早已撤销，但继之成立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西南军事分会”，仍以“均权分治”的名义在两广继续存在，保持着半独立的状态。

1932年1月陈济棠任西南军分会委员长兼执行部和政委会常委其后把广东党政军的权力集于一身，登上了“南粤王”的宝座，并借助西南盟主胡汉民的资望及西南三机构招牌，与蒋介石抗衡。广西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则利用上述情况，积极推动陈济棠等西南地方实力派组成反蒋联合阵线，以抗衡蒋介石的“削夺”。当蒋介石以全力用兵“剿共”之时，对两广的半独立状态暂取容忍态度，蒋在能腾出手来时，就下决心剪除异己势力。1936年1月，蒋继染指川、黔、滇之后，便将矛头转向西南的两广。

蒋介石要解决西南地方割据，削夺两广，蓄谋已久。其首要目标是拉拢西南盟主胡汉民。早在1934年，蒋介石以国民政府为名，诱胡北上，胡未为所动。次年初，国民党中央召开五届一中全会，蒋介石再次以调整负责人名义，提胡汉民为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的高位拉胡入京，又为胡所拒。

胡汉民一方面依靠陈济棠的军事实力与蒋对抗，另一方面又受制于陈济棠，深感在粤无可作为，遂以养病为由赴欧游历。1936年1月5日，胡汉民准备回国。蒋介石特派司法院长居正及叶楚伦、陈策专程去香港，准备把胡汉民接到南京，就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

1月7日，蒋又特派魏道明为蒋私人代表持蒋亲笔信直赴新加坡迎候胡汉民，并电胡入京主持中央大计。西南方面则先派了与胡关系密切的西南政务委员会刘芦隐、潘宜之、林翼中、李晓生到新加坡等候。

陈济棠为拉住胡汉民，与李宗仁、白崇禧商议，并接受白崇禧提出的三点办法：

(一)政治上尊重；(二)经济上支持；(三)生活上照顾。

1月25日，胡汉民拒绝蒋介石之邀，从香港到广州。陈济棠为他安排了盛况空前的欢迎仪式和大会，表示西南愿意接受并需要胡汉民的领导。

1月30日，胡汉民电复蒋介石，以“须稍休养”为名，拒绝入京。胡居住广州，时而同陈济棠、李宗仁等西南军政要人磋商政局，或约见各界，发表谈话，抨击蒋介石的内外政策。蒋对此极为忌恨，决心相机结束西南半独立局面，加强中央集权。就西南的政局来看，胡汉民为国民党元老，德望素著，推举胡做西南领袖，主掌西南党务和政事，原是顺理成章的事。

但是，陈济棠担心独霸广东地盘，称雄南粤将受到胡的牵制，唯恐实权旁落。故陈济棠千方百计留住胡汉民，并非为了实施胡汉民提出的一系列政治主张，只是想用胡汉民作为与南京对抗的政治筹码而已。

5月12日，胡汉民在其妻兄、西南政务委员会秘书长陈融家中下围棋，因构思过度，突然从坐椅翻落在地，右侧脑溢血，抢救无效，在广州颙园逝世。胡汉民一死，两广靠山顿时倒塌，阵脚晃动，西南局面发生了根本变化。

蒋介石认为西南盟主胡汉民之死，是解决两广问题的大好机会。5月13日，蒋电陈济棠，请其兄陈维周赴京晤谈。次日，陈维周乘飞机往南京见蒋。蒋介石对陈维周说：中央将对桂用兵，但维持广东现状，嘱其转达陈济棠。

陈在南京探悉“中央解决西南的三大原则：

(一)彻底解决广西李、白，由中央协助广东出兵。(二)驱逐萧佛成等反蒋的元老离粤。(三)广东仍维持原来局面”，企图挑起粤桂战争，拆散两广联盟。

陈对此大惊失色，认为粤桂唇齿相依，桂系若垮，广东地盘何存?与其坐以待毙，不如铤而走险，先发制人，联合桂系共同反蒋。

蒋介石见陈济棠动作迟疑，于5月19日，以祭胡汉民为名，派孙科、王宠惠等到广州，要求两广当局加强与全国“精诚团结”。

次日，由王宠惠出面，对陈济棠提出五项条件：

(一)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取消；(二)改组广东省政府，省主席林云调京任职；(三)在西南执行部和政委会工作的负责人，愿意到京工作者，中央将妥为安排，愿意出国者，将给以路费；(四)陈济棠的第一集团军总司令改为第四路军总指挥，各军师长由军委重新任命；(五)统一币制。

这五条实际上是要陈济棠把广东军权和政权交还南京。这也就是说，陈济棠必须从“南粤王”宝座上退下来，同时表明了蒋介石已把先收拾广西，稳住广东的战略方针，改为先解决广东，再吃掉广西，以实现各个击破，彻底解决两广问题。

陈济棠看到当时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一个可供利用的借口是“起抗日大纛，要求中央领导抗日”。他致电李宗仁，认为全国民众抗日救国呼声日高，两广联合反蒋，唯有打出“出兵抗日”大旗，才能争取全国民众的支持和响应。

陈济棠敢于起事反蒋，还受其兄迷信阴阳五行、星相之术的陈维周及身边术士翁半玄的怂恿。陈维周入京谒蒋回粤后，对陈济棠说，蒋介石实在没有帝王之相，气运将尽，难过民国二十五年(1936)这一关。术士们也进言，谓蒋气数已尽。伯公(陈济棠字伯南)运气正阳，不顺天应人取蒋而代之，还待何时。翁半玄为陈济棠扶乩，得“机不可失”之语，加上白崇禧对形势的分析，认定举兵反蒋时机已到。

李宗仁于5月20日飞抵广州，与陈济棠商议两广联合行动。两广方面为抗日反蒋着手军事部署。白崇禧与陆军少将、高级参谋刘斐到粤桂边境视察地形，并拟定出作战计划：对福建和贵州方面采取守势；对江西、湖南方面采取攻势；粤军主力集中在全州、桂林地区，准备进攻湖南，并在粤桂两省与各邻省的边境地区构筑防御工事。

三、两广事变的爆发

两广方面的兵力如下：

陈济棠的第一集团军，原有三个军，事变时，又以原来的独立师和教导师为骨干，扩编为四、五两个军，以黄任寰、缪培南为军长。粤军共有七十个团，共计二十万左右的兵力。

李宗仁的第四集团军有两个军，临时又扩编两个军(包括第十九路军的翁照垣师)。另外有作战能力的广西民团九十九个大队，共计约有十多万兵力。两广兵力总计，陆军有三十万人以上；空军有广东六个中队，司令黄光锐；广西三个中队，司令林伟成；海军有广东江防舰艇数十艘，司令张之英。

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以中国国民党西南执行部的名义，于5月27日发出“反对日本增兵华北”的通电，打响“两广事变”的信号。

6月1日，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命令第一、四集团军北上抗日；吁请南京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领导抗日，通过了给南京中央的呈文，并于次日以同样内容通电(即“冬”电)全国。同时，派出代表分赴山东、山西、陕西、四川、云南、贵州等省联络，欢迎全国要求抗日反蒋的党派、团体及有关人士南下，共商抗日反蒋大计。

6月4日，陈济棠、李宗仁领衔率两广将领数十人率先发出“支”电，护拥“冬”电，表示要率部北上抗日，“为国家雪频年屈辱之耻，为民族争一线生存之机”。广州市各团体在大东路省参议会礼堂开会，发起向西南当局请愿“出兵抗日，以救危亡”。同日，陈济棠对广州《民国日报》记者发表谈话，谓：“今日我民族已届生死关头，非抗日必无出路。”“冬”、“支”两电发出后，粤桂大造舆论，四处张贴“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反对内战，一致对外!”“全国抗日势力联合起来!”等标语，争取各团体群众的响应。

西南两机构联席会议还决定成立军事委员会，把两广部队改称为“中华民国国民革命抗日救国军”(亦称“抗日救国西南联军”)，由陈济棠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总司令，李宗仁任副司令，开始向湖南进军。

蒋介石对两广事件的发生虽甚为恼怒，但又故作镇静，未敢动用武力镇压。原因是：当时中央嫡系兵力正分散各地，在南方乘“追剿”红军长征之机，对川、黔、康、滇各省分兵驻防，以求军、民、财等的“统一”；在北方则分出一部兵力进入山西，又在洛阳、潼关一带驻重兵，督促张学良、杨虎城“剿共”。

蒋介石能用于对付两广的兵力，不过十余万至二十万左右。蒋原拟集中力量催逼张、杨剿灭经过长征到达陕北的工农红军，但两广事变使他不得不先着手解决两广问题，在军事上急令原驻贵州的薛岳部开往桂北边境，原驻福建的蒋鼎文移防粤东边境，令调甘丽初部集结衡阳；陈诚、卫立煌等部集中湘赣边境，准备进攻两广；将空军集中于赣、湘两省基地，以一部分海军集中厦门，海空协同陆军作战。

此时，蒋重申“攘外必须安内，统一方能御侮”，还通电全国，发起设立“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委员会”于南京，各省、直辖市设分会，县设支会，蒋任总会长，企图“以建设求统一”，笼络人心。蒋介石除从政治上对两广施加压力，并采用缓兵之计外，又派戴笠指挥军统特务进行反间、收买活动；还故作姿态，宣布在南京召开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邀两广派员出席。

6月7日，蒋致电陈济棠指出：“今日救亡图存，必以整个国力，取一致之步骤”，若“一隅独标揭于先，则整个国家之尊严，即已失于国际之间”，劝告两广不应同南京中央政府对立，如有大计，可派代表进京相商。次日又称“相信两广决不会脱离中央，单独对外，亦决不会借外交之名，作内战之口实”。

蒋一方面安抚两广，一方面在暗中却紧急调集两个军兵力，抢先控制了衡阳，监视两广军事行动。同日，南京国民党中央复电西南两机构，令其转饬两广部队不得自由行动。正当蒋介石对两广用兵之际，6月21日，国民党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发出“马”电，呼吁“克日停止各方军事行动”，以图观察宁、粤双方局势动向。6月23日，蒋介石在复宋、韩的“梗”电中，表示两广问题将交由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解决，并称中央“决无丝毫轻启内战之意”。意在争取宋、韩的支持，使他们不与两广采取一致行动。

两广打出“出兵抗日”旗帜后，粤、桂军队立即分别从湘赣两省边境向湖南推进。6月5日，桂系精锐强渡黄沙河，于6月6日进抵湖南永州，7月占领零陵。粤军也于6月9日进占郴县，直指衡阳，作出一举下长沙而直逼武汉之态势。部队所到之处，散发抗日传单，以争取沿途各界民众的支持。

两广“北上抗日”，必须借道湖南，首先要争取何键的支持。6月6日，白崇禧派李品仙偕何键的女婿李觉飞抵长沙，游说何键响应两广抗日的行动。

何键一方面表示待桂军到达长沙时，他才能有所行动，另一方面请全国基督教教育会会员刘廷芳到南京与蒋介石联系，报告两广行动计划，表示对南京绝对忠诚、绝对服从，欲以所部湘军十余万兵力拨归中央直接指挥。

此举换得蒋介石的40万元的奖赏，蒋立即派陈诚坐镇长沙，同时决定令调驻浏阳一带的中央军第七十七师以及驻防武汉、武胜关一带的第四十三、第九十七师兼程南下。6月10日早晨6时左右，三个师师长等随中央军先头部队，比粤、桂军队早三个小时到达衡阳。

桂军获悉中央军已全部达衡阳，北上道路被堵，白崇禧遂令已到达祁阳的广西部队停止前进，此时，何键见形势对两广不利，不敢应允桂军借道湖南。李品仙联系湖南计划失败，快怏而返。6月16日，陈济棠和李宗仁令粤桂军撤出湘境，同时发出“铣”电斥蒋“诬抗日为对内”，“指救国为异动”，要求蒋介石“调攻击粤桂之中央军北上抗日”。

五、蒋介石的分化与两广内部的分裂

蒋介石为挫败两广事变，一方面调重兵南下，阻止粤、桂军北上，另方面对陈济棠部属采用各种手段进行收买和策反工作；从内部瓦解广东势力，以图搞垮陈济棠。其中戴笠运用特务组织为蒋介石瓦解两广事变发挥了特殊作用。

戴笠对南方地区的特务活动早有安排。1936年春天，他获港粤区有关两广军队调动、备战的情报，即派员加强该地区的特务力量。两广事变发生时，在广州方面的特务骨干有梁干乔等，在韶关方面有谢镇南等，他们工作的重点是在粤海陆空军中进行策反。

6月30日，戴笠等通过了与陈济棠发生过摩擦的陈策，收买广东空军第五中队飞行员黄智刚，在从化机场率轻型轰炸机四架，收买第二中队飞行员黄居谷等在广州天河机场率驱逐机三架，分别北飞南昌投蒋。

随后又有梅锦昭等率机四十架投蒋，并于7月5日在南昌联名发表倒陈拥蒋的通电。蒋介石立即封黄智刚为上尉队长，其余人员均晋升为上尉飞行员，发给赏金12万元。

针对上述情况，陈济棠下令封闭机场，将剩余的所有飞机入库，并派宪兵在机场严加把守，将第二中队长丁纪徐扣押。但仍不能稳住粤军的阵脚。接踵而来的是发生李汉魂的“封金挂印”事件。李汉魂原为独立第三师师长兼西绥靖区委员，因遭陈的猜忌被免去这两个职务，而委任以第二军副军长及东绥靖区委员的空衔。李因此心怀不满，于7月6日不辞而别，离开汕头，到香港后分别致电陈济棠和南京政府，表明了拥蒋倒陈的态度。同日，广东军政人员李洁之、黄涛、张健等也离穗赴港，联名发表致陈济棠的公开信，责其假借抗日，危害国家，劝陈不要做“亲痛仇快”之事。

在“两广事变”中，置陈济棠于绝境的分化事件，是第一军军长余汉谋的反戈一击，拥蒋倒陈。促使余汉谋投奔南京的原因有二：一是余汉谋与陈济棠早年就有积怨。1929年的两次粤桂战争中，陈济棠曾以余勾结徐景唐和李宗仁、白崇禧，并有私存枪械，擅权贪财等罪状，对其软禁，撤掉余第一旅旅长之职，余部对此不满，这是余倒陈拥蒋的潜因。

二是蒋介石对陈部属长期进行分化收买的结果。早在1932年在江西“围剿”红军时期，蒋介石就通过陈诚手下干将上官云相(余汉谋的妻舅)，与在赣南“剿共”的余汉谋来往甚密，对其进行收买活动，故此余汉谋早已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了。6月间，余汉谋奉陈济棠电召赴广州商量反蒋时，已经暗里进行倒陈拥蒋的准备，与邓龙光、李汉魂、莫希德等将领密谋反陈。

7月5日，余汉谋从广州回到大余，立即召集他的3个师长及军部幕僚开会讨论对策，会议决定回师倒陈拥蒋。会后，余汉谋致电蒋介石，报告陈抗日反蒋的计划。7月7日，余汉谋在上官云相陪同下乘飞机到南京，向蒋介石表示愿意受命收拾粤局。蒋立即委余为第四路军总司令，统辖广东军队，迅速回粤倒陈，除拨给军费200万元外，另给临时活动费100万元。

余于7月9日致电粤军各将领，要求他们服从南京，号召粤军内部反陈势力行动起来。

余汉谋倒戈拥蒋，使“两广事变”形势急转直下，陈济棠被迫采取应急措施。7月8日、9日两天，召集何荤、张达、陈维周、黄光锐、陈章甫等开会，决定缩短防线，加强北江防务，并命令第二军第四师师长巫剑虹率部撤出原驻地韶关，退至大坑口，控制由北南下的咽喉。桂军一师由梧州东下转赴北江，海军舰队集中黄埔待命。

7月10日，粤桂双方在广州达成两项协议：(一)成立第一、四两集团军的联合司令部，粤桂两军协同作战；(二)粤军采取内线作战部署。

15日，西南政委会委任陈济棠为抗日救国军第一、四两集团联军总司令，李宗仁为副司令。两广采取应变措施，竭其全力挽回危局。余汉谋部是陈济棠的主力，余被蒋介石收买过去后，广东局势急剧恶化。李宗仁、白崇禧不得不采取救粤保桂之策。7月14日，白崇禧派李品仙飞广州，建议陈济棠把可靠的部队集结掌握，并将现款和武器装备妥善保存，伺机再起，还企图以桂军东下援助，挽救广东之危。

7月17日，陈济棠私人代表陈光汉飞南京谒见蒋介石，带去陈致蒋的亲笔信，表示可“遵命下野”，但对粤事交余汉谋主持有异议，提请另派一孚众望之大员来粤主持，未被蒋介石所接受。18日，蒋介石以“巧”电复陈济棠迎余汉谋就任。此时，又发生了导致陈济棠完全崩毁的事件。

独立的广东空军是陈济棠苦心经营的一张王牌。“两广事变”发生后，蒋介石遣戴笠、郑介民携带巨款，同当时在香港的广东空军参谋长陈卓林谈判。双方议定广东空军反陈投蒋，每架飞机赏金二万元，飞行员官晋升一级，队长另加汽车洋房等优惠条件。

由各中队长率领北飞的共有72架飞机，150名飞行员、机械员，在韶关受到余汉谋的接见，于20日飞赴南昌。陈济棠视为王牌的空军共六个中队，一百余架飞机，终于归顺了南京政府。

陈济棠已处于内外交困，四面楚歌的绝境。17日晚11时，陈济棠面告李宗仁说，大势已去，决定一走了之，并赠以巨款和武器弹药，作为“散伙费”，劝李回桂处理善后。18日，陈济棠携带家眷乘英国“蛾号”军舰赴香港，并发出“巧”电宣布下野，声明自行解职离穗。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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