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抗战第一枪

长城抗战第一枪

郭述祖/文

榆关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继九一八事变之后，为实现其野心勃勃的“大陆政策”，进而侵占我华北地区的前奏，也是我国军队在长城线上抗击日寇入侵打响的第一枪，是中华民族反抗日本侵略的英勇悲壮的一战。这一喋血长城，彪炳千古的英雄业绩，在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的史册中，应该留下光辉的一页。

一、九一八事变后的形势

九一八事变，在国际和国内引起新的变化。国际上，帝国主义列强出于自身利益，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行径，采取容忍回避的态度，以避免相互冲突，缓和世界大战的再次爆发，从而形成国际形势的软弱摇摆，混沌迷离。日本帝国主义正是利用这种形势，为稳定其在东三省的统治，并进一步窥伺我华北，才敢于发动榆关事变。

在国内，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正倾全力于“剿共”内战，丝毫不做抗御外侮，收复国土的准备，一味乞怜于帝国主义列强。幻想依赖“国联”的裁决，解决日本的侵华问题。但六国调查团提出的《李顿报告书》，不过是一纸空文，不但未能制裁日本侵略者，反而纵容了日本蔑视国际法，大胆进攻中国的决心。此时，国民党政府虽然高喊“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的口号，却命令东北军队尽数撤回关内，把大好领土拱手让给敌人。当时《上海时报》社论说：“含垢包羞之政府，敌未至，不知防；敌已至，不知御；束手瞑目，任人宰割。不战、不守、不死、不降，唯国联之是赖……虽长跪乞怜，安得他人一顾哉!”在国难当头，民族危急的关键时刻，国民党政府却对奋起抗战者多方掣肘，甚至残酷镇压。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义勇军苦战经年，弹尽粮绝，垂危待尽之

际，国民党政府从未给以接济。并公开宣称：“各军将士未得军政部命令而自由动作者，虽意出爱国，亦须受抗命处分”。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是促成日寇大举侵华的主要原因。

二、榆关事变的前夜

1.九一八事变后的榆关

榆关（即山海关）地处华北与东北的交通要冲，南临渤海，北依燕山，长城阻塞，雄关紧扼隘口。这一战略要塞，自古以来为兵家必争之地。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者把山海关看成是控制满蒙的支点，是“稳定”满洲，进而长驱直入中国内地的新起点。

本来，远自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之后，山海关、秦皇岛等地就允许帝国主义屯兵驻扎。所谓“榆关天险”，在不平等条约束缚下，早已门户洞开。尤其日军营盘（地名四炮台）距山海关城不过二公里，南门外火车站驻有日本守备队，东门外不远就是日本关东军驻地、南门、东门都在日军监视下，我方只能出入北门和西门。关城东北一公里的威远城至吴家岭一线，都掌握在日本关东军手中。这一线地形高于山海关附近长城，居高临下，可以控制榆关。

2.榆关事变的原因

日军进攻山海关的根本原因，是由日本的大陆政策和当时的形势所决定的。当时美国《纽约论坛报》曾说：“日军之夺取榆关，乃日本长驱直入中国领土之新的开端，乃远东危险事变之继续尖锐的发展。”在军事方面，日本侵略者在东北到处遭到义勇军的袭击，“是他的心腹之患，是他后防的一个严重威胁，使他不能放心再向热河前进（榆关抗战史第2页）”。日本关东军司令武藤大将，深知欲消灭义勇军，必须首先截断义勇军与关内中国军队之联系，而这个联络要道，便是榆关。而要进攻热河，也必须先夺取榆关。基于上述原因，日本终于发动了进攻山海关的行动。

3.事变前双方军力对比

榆关事变的发生，是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进一步有计划、有步骤的预谋行动。1932年11~12月间，日本关东军就积极向奉（天）山（海关）路调动，由皇姑屯至山海关的各车站分驻重兵，并派第八师团开抵锦州。同时，旅顺日本津田第二舰队，又派驱逐舰10余艘分驻山海关、秦皇岛海域。到12月底，日本进攻山海关的陆海军已集结完毕，只待时机到来。

中国方面，驻守山海关者为东北军第九旅兼临（榆）永（永平即卢龙）警备司令何柱国，辖区包括临榆、抚宁、昌黎、卢龙、迁安五县和都山设治局（今青龙）区域、辖区内除何柱国之第九旅外，还有独立步兵第二十旅，骑兵第三旅和炮兵第七旅的一个营，工兵第七营也归何指挥。这些军队，分布在西起滦河，北至长城各口，南到沿海的防区。

4.榆关事变的前奏——炮击事件

正当敌我双方积极部署，剑拔弩张，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日本突然发动了炮击山海关的事件，成为全面进攻榆关的序幕。

1932年12月8日，锦州日军第八师团铁甲车1列，以追击义勇军为名，开到山海关车站东端长城缺口，突然向城内发射炮弹38发，炮声震动，全城惊骇。9日早展6时，日机两架在城内低空盘旋，铁甲车仍停在车站示威，日本母舰1艘，驱逐舰2艘开抵秦皇岛。晚7时许，日军3000名进到道台坟阵地，向我军开枪射击。10日晨，日军仍在东罗城外的威远城线构筑工事。

炮击事件发生后，日方反诬中国军队开枪射击，又说城内藏匿义勇军。恶人先告状，日本致电日内瓦国际联盟，竞提出三项无理要求：(1)事出误会，由中国军事当局用书面向日军道歉；(2)满洲国警察有驻扎榆关之权；(3)驻榆关之日本守备队行动，当地中国军队予以保护。对日本侵略者的这种惯用伎俩，国民党政府却是“和战之策未定，防事固未及筹，援兵亦屡求不应。”上海《中报》说得更为确切：日军于“12月8日在榆关挑衅，向城内发38炮，不过小试其锋，试测我当局之态度如何，以定进攻热河之步骤与方略，结果以事出误会四字和平解决。现日逆两军向辽西积极增兵，并增筑直通热河之汽车公路数条，及一切军事侵略之准备，企图一举而下榆关”。

事实正是如此，时隔半月，日本侵略者就发动了大规模进攻山海关的事件。

三、榆关抗战的经过

1.敌我双方兵力及部署

日军炮击榆关，国民党政府竟以“事出误会”暂告平息之后，山海关驻军将领何柱国赶往北平，在张学良主持下，召开军事秘密会议，张以海陆空军副总司令名义，做了军事部署：商震的第三十二军开往滦河（后转冷口），第二十九军宋哲元部开赴喜峰口，王以哲军开赴古北口，万福麟军推进到界岭口以北地区。东北步兵独立第九旅旅长兼临永警备司令何柱国则把主力布置在北戴河至界岭口之线。以第九旅之第六二七团位于海阳、秦皇岛一线，掩护榆关右侧翼；以第六二五团主力位于九门口、石门寨一线，掩护榆关左侧翼；驻山海关城和北翼城的守军只有第六二六一个团的兵力，分别部署在西南水门、南门、东南角楼、天下第一关以北至东罗城北门、北翼城和西关等阵地。另以骑兵第三旅和步兵第二十旅等部位于抚宁、滦县等地待机。

日本侵略军从绥中调来步兵3000多名，野炮、重炮40余门，飞机8架，铁甲车3列，坦克20多辆，兵舰两艘。步兵炮兵分布在石河桥东、山海关南门外及城东二里店、威远城一带，铁甲车停在东水关长城缺口及车站、石河大桥一带。

2.日军进攻输关与中国守军的顽强抵抗

1933年1月1日下午2时，驻榆日宪兵守备队队长落合，通知在榆日侨，在5小时内全部退入南海日本兵营“避难”。晚9时30分，由绥中开到日本兵车1列，下车后分布在车站附近，并随意放枪。夜10时40分，车站附近忽有爆炸数响，继而由南海日本兵营用重炮向城内发射炮弹5发。夜11时，日军向车站及南关一带展开，鸣枪示威，并指挥伪满便衣队，企图进占山海关城。当被中国哨兵发现，将其击退，这是我军还击的开始。2日凌晨1时许，日军向我守军提出四项条件：(1)南关归日军警戒；(2)南关中国驻军撤退城内；(3)撤退南关警察及保安队；(4)撤退城上之中国军队。

日方的无理要求，遭到我驻军拒绝后，又将南关外中国警察缴械。经交涉陷入僵局，双方已成对峙局面。我驻榆第九旅兼临永警备司令部知大战之不可避免，除急电北平、请何柱国速返防地外，守军第六二六团团长石世安，受命积极作应战布置。

榆战爆发后，由张学良主持的北平军分会，向榆关前线及滦东驻军发出作战方针：“滦东驻军，以掩护华北集中之目的，对滦东地区务努力保持，以迟滞敌之西侵。”

1月1日夜，旅长兼临永警备司令何柱国闻变后，星夜由北平驰返榆关前线。到达秦皇岛时，前方炮火已甚猛烈。何下令坚决抵抗，并向全军发布《告士兵书》：“愿与我忠勇将士，共洒此最后一滴血，于渤海湾头，长城窟里，为人类张正义，为民族争生存，为国家雪奇耻，为军人树人格，上以慰我炎黄祖宗在天之灵，下以救我东北民众沦亡之惨。”并提出战斗口号：以最后一滴血，为民族争生存；以最后一滴血，为国家争独立；以最后一滴血，为军人争人格!慷慨激昂的动员令，激励着全军将士的抗敌决心。

2日凌晨5时，日本关东军第八师团的3列铁甲车，载步炮兵2000余名，开到山海关车站。上午9时，日军守备队长儿玉，率部下70余人，在南关民房上架设机枪与平射炮，向我城上守军射击。儿玉率兵架木梯登城，当一个士兵爬上半腰时，被我守军一枪打死，摔了下来。儿玉手持战刀，吆喝着士兵一个接一个地向上爬，他也跟随着爬上来。这时，我守军一面射击，一面甩手榴弹，随着剧烈的枪声和爆炸声，几个日本士兵一齐滚了下去，儿玉当场被炸死。日军眼看爬城无效，于是枪炮齐发，全面开始了攻城战。

上午10时多，敌军3000多名，从石河桥到南关、城东二里店、威远城、吴家岭一线展开，包围了山海关城的西、南、东三面，向我阵地猛攻。敌炮30余门，向城内集中轰击。同时，并有敌机8架，沿城投弹轰炸，坦克20余辆向我阵地冲击。在日寇全面进攻下，我军立即还击。上午11时许，日军炮空联合，集中火力掩护步兵向南门冲击，企图攀城，我官兵沉着应战，坚守阵地，激战达四小时之久，敌虽欲进尺寸，终不得逞。入夜、停泊在南海的四艘敌舰，用探照灯四射侦察，彻夜不停。日军向关城继续增加兵力，布成陆海空联合总攻的阵势。

1月3日上午8时，日机6架在山海关城投弹十余枚。9时许，日机一架从山海关飞到秦皇岛、南大寺、北戴河、留守营、昌黎一带，侦察我军动态。上午10时，日军突用海陆重炮及空中投弹，由南关向南门进攻。11时许，日军第八旅团向山海关城展开，同时，停泊在南海的四艘舰船的陆战队登陆，以大炮掩护进攻，并有飞机十数架低飞投弹。我方当即猛烈还击，一时燃烧爆炸，硝烟漫天，南门城楼及商民住宅毁坏殆尽，南门和东南城角及西南水门一带，战斗更为激烈。正午，南门及东南城角被敌人攀登占领。我军预备队向南门增援反攻，我第三营第十一连自东门（即第一关城门）向东南角逆袭，遂将敌军击退。

到午后2时，日军增加强大兵力，再次总攻东南城角，将城墙轰成巨大豁口。敌兵跟踪突进，我军屡堵屡仆，拚争非常激烈。接着，敌军沿城进攻，坦克车从南门冲入。我守军用机枪猛烈阻击，近则以手榴弹爆炸，杀声四起，拚命反击。第一营第三连连长关景泉战死；坚守东南城角及奎星楼（即现靖边楼）附近的第二连连长刘虞宸壮烈牺牲；我南城守军伤亡殆尽，第一营第四连连长王宏元相继殉国。

当敌军战车从南门冲进时，我第一营营长安德馨率领两个班奋勇反击。他慷慨激昂地向士兵们发出誓言：“我安某一日在山海关，日本人一日决不能过去。日本人要过去，只有在我们的尸体上过去!”士兵们深受感动，无不奋勇当先，和敌人浴血奋战，肉搏在大街小巷，弹尽援绝，则以白刃冲刺。敌寇在南门城楼上用机枪扫射，我士兵伤亡殆尽，终因敌众我寡，安营长退到西关清真寺前壮烈牺牲。

此时，城东二里店、馒头山方面的敌军已迫近东北城下，东北城角也被敌军占领，北门、西门也相继失守。不得已在午后3时，团长石世安忍痛下令由西水门撤退，退守西关。此时四面城墙，均已被日军占领，当我军撤退时，又遭敌军猛烈射击，第二营第五连连长谢振藩战死，残余部队撤至石河西岸防线。

东北义勇军战士

3. 敌我双方的伤亡及劫后的榆关城

日寇在进攻山海关时付出了相当的代价。据1月5日东京陆军省公布：“截至4月7日下午7时止，榆关日军计阵亡军官4名，下士官以次15名，负伤军官3名，下士官以次99名，总计死伤120名。”这是一个远违事实的宣传。据实调查，日军伤亡总计在四五百名以上。攀城进攻时，被我守军打死的儿玉中尉及士兵19名，是1月6日上午8时，在该地急造之火葬场举行火化的。

我方坚守城池的第六二六团，阵亡官兵400余人，负伤300余人，营长安德馨、连长刘虞宸、关景泉、王宏远、谢振藩等同殉于难，驻军眷属遭杀害者10多人。

营长安德馨，回族，保定清苑人。殉难后，经附近清真寺回民从战火中抢出遗体，由第九旅旅部转运到北戴河车站。何柱国司令特电北平，请予公葬，以慰忠魂。北平各界举行盛大公祭后，转送至保定原籍安葬。在运送起程时，北平回教同胞及各界代表执佛者达数千人，沿途群众肃立默哀，群情激昂悲壮。有的高呼：“继续安营长抗日精神!”安营长遗体运抵原籍时，保定也举行了隆重的祭奠仪式。2月12日，上海回民举行榆关阵亡军士追悼会，为悼念安营长，大会决议捐献“安德馨号”飞机一架。

劫后的榆关城，真是惨不忍睹。1月7日临榆电称：“榆关之役，敌炮火剧烈，并放燃烧弹，以致城内外商号毁于炮火者500户以上，伤亡达3000余人。”东南城角及南门大街内县公署一带，所受炮火最烈。榆关失陷后，城内外大火，燃烧三昼夜，到处残墙焦土，死尸狼籍。日军人城后，大肆搜捕，凡着中山装者杀，着军服者杀，有反日标语者杀，就是便服内穿灰色裤者也杀。日军借口清扫战场，挨户搜查，流氓浪人，从而助虐，素日有仇有怨者皆遭杀害。青年学生，尤遭日军仇视，死于非命者不可胜数。青年妇女备受蹂躏，居民财物劫掠一空。北宁铁路三名警察不肯投降，日军在其背上强插“欢迎大日本”旗帜，游行全城，然后押往南关枪决。

四、榆关事变的反响

榆关的炮声，直接给中国以强烈打击，同时也引起世界舆论的变化。1月4日美国《纽约论坛报》说：“美国人民对于日军之夺取榆关，认为是日本再度长驱侵入中国领土之开端。”英国《字林西报》在1月4日的评论中，对当时形势作了进一步的估计：“日本此次占领山海关后，大势或有暂休止之可能，攻击热河，或在春暖之后。”苏联《真理报》和《红星报》则认为“日本在山海关之战势，乃实行‘田中计划’之又一步新阶段”，“并非是偶然发生之所谓‘地方事件’，乃日本帝国主义者侵略热河与华北之整个计划之一步骤……”

事实证明，日寇占领山海关后，侵略行动一天也未停止。1月4日，日军五六百名在战车掩护下，沿平榆大道进攻山海关城西五里台我军防地，被何柱国部第六二七团击退。1月日，日寇在山海关增兵达6000人，在飞机坦克掩护下，进攻我方石河阵地。

1月10日晨，日军田中、三宅部队纠合伪军进攻九门口。2月23日，纠集日伪军10万人，分兵三路进攻热河。3月4日，日军仅以128人，兵不血刃地侵占了承德，仅仅十天，热河全省皆告沦陷。3月16日，日军攻占界岭口。接着，日军又向长城线上的军事要地喜峰口和古北口等处进攻，企图一鼓而下华北。当长城线上我第二十九军及其它军队，在全国各界抗日热情的推动下，奋起抗战。使日军侵犯长城各口遭到阻击后，3月下旬，日寇就改变步骤，一面进扰察东，攻占多伦，一面进犯滦东，攻陷石门寨、海阳、秦皇岛、北戴河、抚宁、迁安、卢龙、昌黎等地，使长城线上中国守军腹背受敌。

5月，国民党军放弃长城各口，日军强渡滦河，进犯滦西，整个冀东地区全被日军占领，战火一直烧到平、津一带。

榆关事变，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人民大众深感国家民族处于危急存亡的关头。全国各地、各阶层，一致发出抗敌救国的呼声，纷纷致电国民党政府，指责信赖国联之错误与和战不决的失策，坚决要求武力抗日，积极援助前方将士，唤起民众，共同御侮。

1月15日，中共河北省委针对河北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作出紧急决议，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在1月1日进攻榆关，接着又占九门口，并向秦皇岛、抚宁线进攻，河北日趋危急，正处在战争状态中。”针对这一形势，省委提出斗争口号，布置战斗任务：“武装保卫平津与河北，扩大民族革命斗争，组织反日同盟罢工，为建立民众政权而斗争!”各地有组织的群众团体，纷纷致电前线，鼓舞前方将士奋勇抗敌，并发动支援前方的募捐献物活动，冒着炮火到前线慰问抗敌将士。

大专院校师生，更是激昂悲愤，奔走呼号，向前线拍电慰问。清华大学教职员工会在电文中说：“强邻侵逼，举国同愤，捍卫国土，唯吾将士是赖。”天津南开大学在慰问信中说：“榆关失陷，全国震惊，苟不抵抗，则大河以北，将立非我有。”不少爱国将领，发表谈话或致电国民政府，纷纷表示枕戈待命，要求请缨抗日，奔赴前线杀敌。一些报刊积极呼吁全国动员，一致抗日。天津《大公报》1月5日短评，指责国民党政府：“表示最后决心之时至矣!”“究竟忍受到什么地步?”上海《申报》在1月11日短评中明确指出：“为今之计，除亟起奋力斗争之外。凡我国人，皆当奋起，以整个中国与敌人相周旋。”

日军进攻热河后，河北省委于2月28 日发布《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热河与河北的紧急宣言》：“……民众们，只有自动武装起来，参加反日战争，到前线去，抵抗日本，不让占去华北一寸土地，才能保卫天津和华北劳苦民众”，“秦皇岛、唐山、天津、北平的工友们，准备与进行同盟罢工，反抗日本进攻和国民党出卖。武装起来，到前线去，坚持和领导抗日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热河，收复榆关与东北三省”。

宋庆龄于3月9日发表重要演说，指出：“榆关陷落，平津动摇，我们应一致奋斗。”要求“全国军队至少百分之八十以上开拔去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人民应全部武装，组织人民自卫军，人民的民权立即恢复，对革命分子的监禁酷刑与杀戮应立即废止。”冯玉祥则表示：“榆关陷落后，暴日侵略更亟，华北危迫日甚，决以平民资格，筹组义勇军，以纾国难。”

国民党政府当局，虽然也发表了一些“敌如来犯，决与一拚”，“精诚团结，共赴国难”等宣言口号，不过是敷衍塞责之词而已。实际行动是，汪精卫返国复职行政院长，孙科入京任职立法院长。3月中旬，蒋介石、宋子文到石家庄，张学良向蒋请求率军反攻热河，蒋却说兵败反攻不会有效，不但不允张的请求，反逼张学良下野。蒋的亲信何应钦以军政部长名义赴北平，代替张学良行使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委员长职务，黄郛主持华北政务委员会。这些主和派、亲日派上台，一味倒行逆施其不抵抗政策，造成了更加恶劣而严峻的后果，导致了《塘沽协定》、《何梅协定》，以至卖国的“冀东反共自治政府”的产生，将冀东22县拱手让给日寇。(1987年7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