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圣物崇拜：在动荡时期，信众如何通过圣物寻求庇护和祈祷？

圣物崇拜的思想根源

圣物崇拜相关理念和实践，由中世纪早期教俗世界共同积累、阐发和建构，最终在罗马教廷主导下，正式确立为基督教正统信仰形式，根植中世纪早期信众脑海。

对中世纪人而言，圣物作为上帝与圣人施展奇迹力量的神圣介质，具有护佑世民的现实功能，是“联结天堂与尘世的纽带”，兼具多功能、高价值的特点。

圣物通过示现种种奇迹 (miraculum)，提供疗愈疾患、庇护一方、代为祈祷的多种功能。

第一，圣物能够治病祛灾。《使徒行传》中，上帝曾在以弗所(Ephusus) 驱病降妖，用的是从保罗身上取下的包头巾与围身布。

这一记载成为圣物疗愈能力的经典依据,圣物的治疗奇迹也成为后世圣徒传记着重笔墨的内容。

第二，圣物能够庇护当地社区。在西罗马帝国灭亡后长达 6 个世纪的动荡中,西欧地方社区长期处于无政府状态。

圣徒在当地教会的塑造与信众的认同下以社区集体守护神形象出现，捍卫本辖区信众的集体利益，抵抗暴力、战乱和自然灾害等危机，在死后，通过圣物继续保护一方。

第三，圣物能够提供代祷信徒们可以在圣物前忏悔、敬拜和供奉，以激发圣徒的代祷功能。

天堂中的圣徒可以代表信众向上帝祈祷，为信众减免罪责，留在尘世的圣物便是上帝施展奇迹力量的介质。

对物资匮乏、条件有限、历经动荡的信众而言，圣物是重要医疗资源和求生寄托；对地区管理者教会而言，圣物则是教化当地信众，维护地方秩序的宗教工具。

圣物的高价值，表现在它的神圣性与稀缺性上，其神圣性，指的是圣物中蕴含圣人的属灵，承载上帝的意志，是基督教信仰的神圣符号。

第一，圣物汲取了圣人的某种神力，是圣徒继续存在的证明。鲁昂主教维克特鲁修斯 (Victricius.393一407 年在任) 首次从神学角度阐释圣物崇拜，他认为，“圣物汲取了圣人的 virtus，因此具有治愈和代祷能力。”

圣人的 virtus 可译为“德行” (virtue)或“力量” (power) 。正是圣人的生前德行，赋予他们死后创造奇迹的能力。

第二，圣物是展现上帝意志的通道。奥古斯丁进一步补充，圣人的此般能力领受自上帝权柄，发挥着上帝意志。

他在《上帝之城》中详细阐述了自己的神学观念:“肉体或许曾是基督救赎能力的活圣殿”“上帝藉着他的圣徒的遗物行使神迹”，因此，“我们在殉教者的神龛内敬拜时，其实是向着上帝的”。

通过神学理论对圣物崇拜的合理化，信众供奉圣物，将信仰寄托于物质实在的举措，实际演变为与圣徒对话，直接面见上帝的朝圣经验，更能够激发平信徒的怀古之思和虔信之情。

圣物在基督教信仰体系中的地位也因此提升。

圣物的稀缺性，指的是至 8 世纪末，教廷正式把圣物崇拜确立为基督教正统信仰形式，圣物愈发稀缺。

随着圣物崇拜理念日臻完善，并在信众中广为传播教会系统内部也逐渐采取立法、设节等方式，官方推崇这种信仰形式。

如，约340 年，干格拉教务会议 (Synod ofGangra) 下令，将任何视圣物的基督徒逐出教会。354 年，罗马教会制定的日历上几乎包括所有3世纪罗马殉教者的纪念日。

787 年，第二次尼西亚公会议 (Second Council of Nicaea) ，也是基督教史上的第七次公会议在君士坦丁堡召开。

会议制定了 22 条教会法规，下令严禁收藏异端和反对圣像崇拜的书籍,恢复对圣像和圣物的崇拜。

决议第 7条规定经过祝圣的教堂必须供奉有殉教者遗物，若有主教为没有装置圣物的教堂祝圣则是蔑视教会传统，当被免职。

这一正式教令提升了基督教世界对圣物的需求量，由于缺乏真正的圣物，教会系统内造假或复制圣物的现象泛滥。

有 11 世纪的拜占庭作家作诗讽刺 8 世纪期间东罗马伪造圣物的严重情况: 有 10 个教堂官称拥有圣普罗科比 (St. Procopius) 的手，有 15 个教堂摆放了圣狄奥多 (StTeodoro) 的下巴，有4 个教堂陈列了圣乔治 (S George) 的头颅等。

各地伪造圣物现象猖獗一时，罗马城内的大量殉道者圣骨，则更显稀缺珍贵。

圣物崇拜具有扎实的神学根基和信众基础，并受到教俗统治者的官方推崇圣物的稀缺与神圣特质，相关代祷、庇护与治疗功能，祝圣教堂必须供奉圣物的教会法，促使圣物成为各阶层信徒竞相追逐的宗教“商品”，圣物需求量日盛。

2. 罗马—加洛林的圣物外交

8 世纪中期到 9 世纪末，加洛林君臣从罗马教宗处获赠、索求、偷盗罗马圣徒遗骨的事件，见诸史料者有三十余起。

在双方交往过程中，圣物外交存续近一个半世纪，几乎伴随着加洛林王朝的整个历史进程。

本节拟将艾因哈德组织的圣物迁移个案，置于圣物外交的时代语境中考察罗马城庞大的圣物储备是圣物供给的资源保障。

罗马教宗领地内，圣物的数量多、正统性强、真实度与珍贵度高，在外交资源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

在公元 2 至 3 世纪罗马帝国大迫害中，十二使徒中的彼得、保罗和一大批殉教者在罗马蒙受教难，葬于罗马城郊的荒地，是罗马的特色圣物储备。

从保罗一世 (PaulI757-767 年在任) 到帕斯卡尔 (Paschall，817-824 年在任) 的四任教宗，大规模挖掘城外的罗马殉教者遗体，把近 2400 名殉教者的圣体迁移至罗马城内各个宗教机构的地下墓穴，集中起以罗马教宗和殉教者为主体的庞大圣物宝库。

根据载体性质的不同，圣物可分为遗体类圣物 (Corporeal relics，corpora) 和接触类圣物(Contact relics，brandea or sanctuaria) 。

遗体类圣物包括圣徒遗骸毛发、血滴等，接触类圣物指代圣人接触过的物件，如圣彼得的锁链、圣徒衣物碎片、圣墓灰尘等。

前者根据“部分代表整体” pars pro toto)的神学原理发生奇迹，而后者通过“神圣触染” (holy contagion) 得到圣化。相较于接触类圣物，遗体类圣物数量上更为稀有，有效性也更为信众认可。

由于位列高级类别的基督、圣母和十二使徒的遗骨极为有限，相关接触性圣物的效用和真实性又存疑，因此，在能够获取的真正圣骨中，罗马城内由教宗完好保存，并被裁定为真实的大批殉道者遗骨，最为珍贵。

双方的联盟关系是加洛林王朝自罗马获取圣物的政治前提。对加洛林时代的历任教宗而言，圣物外交不仅贴合罗马教宗长久以来传播正教、伸张权威的既定外交政策，还是巩固法兰克一教宗联盟的有力外交举措。

相较于既往面向西欧各地的圣物外交，主要以接触性圣物、碎片圣物为载体;送往法兰克地区则以完整的罗马教宗和殉道者圣体为主。

这种高度重视，根本上源自罗马教宗结盟加洛林君主的实际需求。

756 年的“丕平献土”后，罗马确立教宗国政治实体，罗马教廷有了大片领地和真正世俗权力。

新生的教宗国面临伦巴德人对领土的轮番进犯时，拜占庭帝国正受到阿瓦尔人和阿拉伯人的威胁，自身难保，无力保卫罗马,为谋求独立自治，寻求军事庇护，保卫教宗国领地，巩固在意大利的权益，在拜占庭一罗马一加洛林的欧陆三角关系中,罗马教宗逐渐从隶属于拜占庭转向依附于法兰克。

教宗与西欧新霸主加洛林王国，建立并维系着相互利用、相互掣肘的政教联盟，加洛林和罗马的交往，体现在各种“礼物互换” (gift-exchange)形式上。

警如，加洛林君主为罗马提供军事庇护，罗马则以膏立礼圣化加洛林家族,为加洛林王朝的统治提供代表神权的合法性支持。

圣物赠礼也是双方交换利益的重要关节，教宗希望，圣物在加洛林王朝凸显罗马作为“基督教中心”的地位,伸张教宗权威。

加洛林王朝也需要大量源自罗马的正统圣物，作为上层政教集团推行基督教化政策的精神资源。

圣物外交的一般过程是,政教精英代表君主的意志,携带统治者写的介绍信去罗马申请圣物。

例如，844 年和 863 年，中法兰克王洛泰尔(Lothar I) 和西法兰克王秃头查理 (Charles the Bald) ，分别派遣普吕姆 (Prim) 修道院院长马克沃德 (Marcward) 、圣日耳曼修道院僧侣去罗马讨要圣骨。

在洛泰尔的介绍信中提及，“教宗应当给 (他) 一具殉教者的遗体，这位殉教者品性卓越，享有盛誉广受崇敬，任何信徒都不会有疑。” 教宗在赠送圣物时，常附送圣徒传记文本配备圣徒铭片等，提供鉴定圣物真实性的相关证明。

戈兹巴德 (Gozbald) 收到了罗马教收藏的迁移记残本，而教宗瑟吉尔斯 (Sergius，844-847 年在任) 则是给予马克沃德一本新抄写的殉难记副本。

以加洛林时期罗马流向加洛林地区的圣物数量变动为参考基础,笔者将圣物外交进程，大致划定为开启、管控、失控、常态化四个阶段在这一进程中，受政教合作时局变动影响，外交平等性有所变化。

矮子丕平统治时期，斯蒂芬二世和保罗一世两任教宗开启圣物外交。该阶段，法兰克王国处于政教同盟的主导地位，教宗赠送圣骨是出于示好加洛林君主，维持互利关系的现实考量。

查理曼统治时期的四任教宗，力主管控圣物外交。圣物外交在哈德良时期的中止，实则是教宗与加洛林君主处于较为平等的关系中，既保持友好、又相互竞逐的一种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