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夏衍致周扬的一封信（阮清华）

最近有幸收到一封解放初期（一九五〇年二月）夏衍致周扬的信。信件主要内容如下：

周扬同志：

彼此都忙，又有许久不通信了……

有几件事想和你谈谈。第一件是电影厂的事，公营，开支很大，华东财办有难色，老于甚为棘手，加之东影新片在此均不卖座，经济上更难。而私营的则日来借力诉苦，忙于应付。昆仑事已复一电，谅可达览。任宗德颇不老实，有挽住公家，逼你合营之势。他此去香港，成就如何，尚难逆（预）料，故前途困难重重。考察私营电影经营困难，有两件事我们有责任要替他们解决，而一直拖着未解决，这是我们陷于被动的主要原因。第一件是华西、中南、西北的影片经理公司迄未建立，以致私营出片，只能在华东有收入，自非亏本不可。其二是影片出口结汇办法迄未宣布，影片不能输往南洋，收入又大大减少。这两件事是必须办的，迟早要办的，希望你们赶快设法办，使他们不致再有借口来依赖政府的贷款，否则，上海的负担实在太重，中央也将不堪其扰。此事我已写信给牧之同志，迄未得复。

第二件是关于文化局的事。上次我在京曾与您及周总理谈过，并得同意，但一直拖到现在，迄未具体化。前文管会所属机构，市教处已交市政府，高教处已交华东军政委员会，只有文艺处及新闻出版处无所属，由市委宣传部领导，事实上党政分开后，这样做不合式（适）了，而市教育局又太忙，管不了，所以设局是势所必然的。这事市委已通报过，市府党组也已同意，但打电报给“中宣部暨政务院”后，即无下文，搁了两个月，这两处工作就陷于三不管，下面干部情绪波动，不知中央对此作什么决定？上次饶政委在京，要求我暂留上海，把文化局搞起来，上了轨道后才到北京就外交部的事，为期到六月底，现在二月已快过了，假如我再拖在这里，到三四月才作决定，那么恐怕六月就不能抽身了，乔冠华不断向我诉苦，希望我来京;而我在此宕着，实在不是办法，此事望您考虑一下，究竟如何才好？

第三件，是关于《文汇报》的事，在去年九十月间，《文汇》只销二万份，长江同志认为可听其自生自灭，中宣部亦有此意电知此地。但现在情形有点改变，其一是《文汇》已销到四万到五万，与《大公》相差无几，在知识分子中有相当影响。其二是上海地下党方面有意见，以为在最困难的时间（一九四六、一九四七），《大公》是政府帮的，《文汇》是跟我们的，现在我们帮了《大公》很大的忙，而一任《文汇》自生自灭，就显得太“势利”，因它销路小而渺（藐）视，刘晓同志认为应该小帮它一下才对。这就和原来的意见有出入了。《文汇》内部的确很复杂，徐铸成，我们对他的印象都很坏（据说他这次入京，宦乡对他很不好），但地下党的意见也值得考虑，因为我们现在的方针，对这些人还是团结改造为主也。此次旧年他们过不来，结果还是陈市长同意借了五千万才过去的。不久几天，他们又会来谈今后领导问题的，希望你们（你和胡乔木）也商量一下后，给我们一个方针。

事情很多，趁空先写了这些，以供参考。商务、中华的事，我另写信给愈之了。即颂，布礼。

问小苏同志好。

夏衍，2.20

遍览各类《夏衍研究资料》《夏衍全集》《夏衍书信》以及各种形式的夏衍传记和文选，均未收录，可以肯定是尚未公开的信件。信中提到的几件事情，对于了解和研究解放初期上海文化宣传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同時对于研究夏衍其人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思想和作为也具有重要价值。我将就其中与文化宣传相关的内容进行深入解读，以加深对解放初期上海地方政权建设过程和状况的了解。

一 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电影业面临的问题

上海解放初期，上海市军管会组织文教管理委员会负责接管上海的学校、戏院、剧团以及电影等文化产业单位，陈毅市长亲自担任文教管理委员会主任，夏衍任副主任，但实际接管工作由夏衍负责。电影工作是夏衍文教接管工作中比较重要的部分，也是“最累人的”。夏衍是“第一批打进电影界去的共产党员”，也是共产党领导下成立的电影小组的最早成员，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就开始为上海私营影业明星公司写剧本，对上海电影界比较熟悉和了解，也与上海的很多电影人有交情。接管初期，因为整个环境的影响，电影业同样面临百废待兴的局面，困难重重。不仅接管过来转变为国营电影厂的要管，私营的也需要政府出面维持。

一九四九年六月，夏衍、于伶等人代表文管会和军管会文艺处等先后接收了原国民党政府经营的中央电影摄影场一厂、二厂、中制、上实等电影机构，在此基础上于十一月组建上海电影制片厂（上影），于伶、钟敬之任正、副厂长。夏衍信中的老于即于伶，时任军管会文艺处处长，上海电影制片厂厂长，是新中国上海电影事业的直接领导人。由于接管的人员和机构众多，开销很大，实行国营的电影厂开销很大，而华东财政紧张，于伶的工作很难开展。“东影”是指东北电影制片厂，成立于一九四六年十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大型电影制片厂。一九四八到一九四九年间，东影拍摄了动画片《瓮中捉鳖》、科教片《预防鼠疫》、短故事片《留下他打老蒋》以及新中国第一部反映工人阶级生活的长故事片《桥》等影片，但这些影片在上海“均不卖座”，进一步加重了公营影业的经济困难。

私营影业同样处境艰难，“日来诉苦”，多要求政府提供帮助。“昆仑”即昆仑影业公司，是共产党影响下的“唯一进步的制片厂”，“战后进步电影运动的基本阵地”，曾经拍摄过著名的《一江春水向东流》《万家灯火》《希望在人间》等进步影片。任宗德是昆仑影业公司的创始人之一，在大股东夏云瑚撤资后，临危受命，担任昆仑总经理，成为昆仑影业的实际当家人。在上海解放前一两个月，昆仑公司制片业务处于停顿状态，拍摄中的《乌鸦与麻雀》和《三毛流浪记》受国民党当局压制，被迫停拍。上海解放后，昆仑的进步历史受到肯定，任宗德个人也受到中共高层接见，周恩来要求昆仑“拍出更多好片”;中央电影局局长袁牧之更鼓励昆仑“充分发挥进步作用”，他还说：“新中国的电影事业，国家的电影制片机构是主力军，民营电影厂家是左右两翼。昆仑是进步电影的中坚……一定要争取尽快拍出一些好影片。”

解放初期的任宗德颇受鼓舞，试图继续大力发展电影事业，但由于“昆仑在经济上很困难，又没有适应新形势新要求的好剧本投入拍摄”，令任宗德“万分焦急”。在夏衍的建议下，昆仑先是恢复拍完了《三毛流浪记》和《乌鸦与麻雀》两部被国民党政府勒令停拍的影片，然后即着手准备改编和拍摄《武训传》。电影《武训传》的拍摄过程一波三折，为了修改剧本、筹集拍摄资金，任宗德经常找夏衍帮忙。任宗德与夏衍相识于抗战时期的陪都重庆，又于香港和上海有多次见面和交流，认为夏衍在电影方面是“行家高手”，解放后夏衍又成了上海文管会副主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成为上海电影界的领导者，任宗德自然是更多地找夏衍寻求帮助了。但他可能不知道，夏衍实际上已经不胜其烦了，在信中斥其“颇不老实”。不过夏衍这个时候更不可能知道的是，任宗德的昆仑将会因为继续筹拍《武训传》，给夏衍带来解放后的第一场大冲击，迫使原本就认为“武训不足为训”的夏衍去承担《武训传》的政治冲击，公开在《人民日报》上发文检讨自己工作的失误。不过夏衍在这封信中透露，任宗德似乎是主动想要合营，积极靠拢共产党，“挽住公家，逼你合营”。昆仑是当时上海最为重要的私营影业公司之一，主动要求合营，说明公私合营有市场需求，也是私营影业适应新形势发展的自我选择，并非都是被迫合营。

夏衍指出有两件事必须做而没有做的，一件是各地成立影片经理公司，以便协助各私营厂经销和推广新片。这件事进展很快，到一九五〇年二月底，全国六大区都成立了国营影片经理公司。影片出口的事情则比较难办，此时期整个进出口贸易都面临极为严重的困难局面，影片出口创汇自然也似乎并不现实。但不管怎么说，私营影业的困境并未改变，公私合营道路却已经开启，一九五〇年三月，长江电影制片厂实行公私合营，是上海第一家公私合营的电影生产企业;一九五一年四、五月份全国开始批判电影《武训传》，昆仑影业首当其冲，“各方面都陷入困境”，各私营影业公司更是战战兢兢，不敢拍片，经济上负债累累。一九五一年九月，昆仑与长江合并，成立公私合营的长江昆仑联合电影制片厂（简称“长昆厂”）。一九五二年一月二十日，以长江昆仑联合电影制片厂为基础，加入文华、国泰、大同、大光明、大中华和华光等私营电影公司，改组为公营的“上海联合电影制片厂”，简称“联影”，这是上海第二家公营电影制片厂，于伶任厂长，叶以群、吴邦藩任副厂长。长昆和联影都成立于批判电影《武训传》后整个中国电影业陷于停滞的阶段，基本上无所作为，一九五三年二月，联影被并入上海电影制片厂，二者合并成立新的上海电影制片厂。至此，上海私营影业基本结束，上海电影业最早实现整个行业公私合营。

二 上海市文化局的成立

上海解放后，市军管会负责接管上海，军管会下设军事、政务、财经三个接管委员会和一个文化教育管理委员会，夏衍担任文教管理委员会副主任，陈毅亲任文教管理委员会主任，而且用“管理”而不用“接管”，充分反映出上海市军管会对上海文化教育界的重视。军管会文化教育管理委员会下设高等教育处、市教处、文艺处、新闻出版处。随着接管的顺利完成，军管会各单位开始归并上海市政府和华东军政委员会管理，文管会市教处交市政府成立市教育局，高教处交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文艺处和新闻出版处归市委宣传部管理。随着“党政分开”改革的需要，文艺处打算划归市政府，成立市文化局，夏衍被指定为首任文化局局长，负责筹建文化局。

一九四九年夏衍在参加新政协会议期间，周恩来专门约他和刘晓谈了今后转外交部工作的事情，随后被内定为外交部亚洲司司长，一九四九年十二月被正式任命为华东军管会委员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准备赴北京外交部工作。然而文化局的筹建工作却难以开展。虽然市委、市政府都同意设立文化局，并打电报给了中央宣传部和政务院，但却突然没有了下文;而饶漱石又要求夏衍先把文化局建起来并带上正轨后再离沪赴京就外交部职，如此就把夏衍给“宕着”了。

人民政府建立初期，诸事繁忙，夏衍身兼数职，各部门都告急要人，上海要留，华东要管，外交部迭催，搞得夏衍分身乏术，只好求助于周扬了。但文化局的成立，此后依然一波三折，直到一九五〇年四、五月间才正式开始筹建，到七月才正式成立。建立市文化局是从中央到市委、市府都同意的政策，夏衍也早就被任命为文化局局长，而且以文管会文艺处为班底组建文化局，从人员配备上来说也已经有很好的基础，但实际建局工作却进展缓慢，夏衍自己也一筹莫展，反而求助于远在北京的周扬，个中因由，令人好生奇怪。

根据地时期，“行政机构没有文化局”，新中国成立以后，很多地方设文教局，管理文化与教育工作，上海很可能是最早酝酿单独设立文化局的地方。關于市文化局的成立以及夏衍在其中的作用等问题，目前尚不清楚。各类夏衍传记资料都没有探讨，夏衍自己写的相关材料中也对文化局筹建和初期工作略而不提，所以真正要搞清楚这个问题需要去查阅相关档案资料。但从夏衍信中可以确定的一点是，作为市政府机构之一的文化局，其建立过程并不顺利，虽然从时间上来说，只比原计划晚了一个月，可从夏衍信中无助的求援口气看，其间必有很多事情发生。一方面，上海各种类型的知识分子和文化人、文化机构众多，在文化方面占有全国“半壁江山”，情况各异，十分复杂;而且上海文艺界向来派系分明，即使是同为支持革命阵营的文艺界领袖和领导，也存在历史矛盾和见解分歧。另一方面，上海文管会接管干部和市政府干部队伍中，“老区干部”和地下党干部之间的矛盾从接管初期就已经开始显现，夏衍作为地下党干部，对老区一套“不熟悉”，而华东局和上海市大部分干部都是从新四军队伍中调过来的，因此夏衍在工作中其实很孤立，感到“很为难”。

三 《文汇报》的“自生自灭”

《文汇报》是民国时期上海具有全国性影响的大报，也是中共革命过程中积极与之合作的上海民营报纸，更是“一张苦难的报纸”。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五日，《文汇报》因支持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的“反饥饿、反内战、反独裁”运动而被国民政府查封，被迫停刊，直到次年九月三日才在香港复刊。上海解放以后，新政权与上海进步报人之间的关系面临调整，“盟友关系必须继续保持”，但“要以党的规范和标准让他们脱胎换骨”。然而，如何保持，如何改造，却可能有不同的选择途径。

从夏衍的信中可以了解到，中共中央此前有让《文汇报》“自生自灭”的意思。长江即范长江，时任政务院新闻总署副署长、《人民日报》社社长，是新中国新闻工作的主要领导者之一;“中宣部亦有此意电知此地”。范长江刚刚同意徐铸成让《文汇报》在上海复刊的设想，却转眼就命令上海让其“自生自灭”，这可能是徐铸成怎么也想象不到的事情。毕竟，复刊之初，《文汇报》在上海已经停刊达两年之久，而报纸又是需要依靠订阅和广告为生的行业，复刊后的报纸根本没有广告收入，完全依靠报纸銷售获取收益;而在上海百废待兴之际，《文汇报》复刊连纸张等都需要依靠公营的《解放日报》支持，其内部更是困难重重。首先是资金严重短缺，复刊初期，严宝礼总经理到处借贷，疲于应付;职工工资打七折都还经常要拖欠一两个月之久。其次，机器设备极为简陋，仅有的一台旧印报机还是解放前保存下来的，其他设备也残缺不全，大部分工作靠手工操作。再次，办公条件恶劣，整个报社全部办公用房加起来不足一千平方米。另外，人员不足，尤其领导干部和业务骨干少，更是当时面临的最大困难。

《文汇报》在徐铸成和严宝礼的带领下，克服重重困难，不仅没有“自灭”，反而逐渐有了起色，这可能也是范长江当初想象不到的事情。到一九四九年十月，尽管整个上海情况依然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但《文汇报》的销量居然已经从复刊时的两万份上升到了四五万份，甚至六万份，与老竞争对手《大公报》相差无几。《文汇报》销量的增加主要得益于其与上海知识界的联系和影响力;而随着销量增加，其影响力自然进一步提升，使得新政府不得不考虑改变让其“自生自灭”的策略。另外，上海的地下党主要领导人刘晓等也认为让《文汇报》“自生自灭”的策略并不合适，显得太“势利”。毕竟《文汇报》被认为是中共革命的同情者，的确也因此遭到了国民政府的查封而停刊，既然让其复刊，自然应该继续扶持一下，“小帮一下才对”。

《文汇报》销量的变化与刘晓等原上海地下党对《文汇报》的态度，使得主管上海文艺新闻工作的夏衍颇为棘手，因而给周扬写信，希望周扬能和中央主管新闻工作的胡乔木商量，定下一个方针，以便下面可以遵照办理。徐铸成对夏衍给《文汇报》的支持感激不已，多年后依然对夏衍赞赏有加，“当时主持文管会的夏衍，很支持《文汇报》，说，‘《文汇报》……现在复刊，应给予纸张和印刷方面的资助”，“幸好这时任市委宣传部长的夏衍、副部长姚溱，很能体谅老知识分子的心态，遇事推心置腹，披沥交谈”。有意思的是，虽然都是报人出身，夏衍书生从政后，却颇有点看不惯徐铸成，“对他的印象都很坏”。

宦乡是徐铸成介绍进上海《文汇报》任主笔的，后来徐铸成从《大公报》到《文汇报》担任总主笔后，宦乡任副总主笔。徐铸成对宦乡算是有知遇之恩，而且两人又有共事经历，徐铸成也挺赏识宦乡，“同辈中最敬佩宦乡”。一九四八年宦乡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四九年出任由天津《大公报》改组的《进步日报》总编辑，后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副秘书长兼新闻处处长、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委会常务委员、中华全国新闻记者协会理事等，成为新政权舆论宣传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一九四九年徐铸成雄心勃勃地“知北游”，想“在北京搞一个《文汇报》”，“成为新闻界的巨头”，但是到北京和宦乡见面后，“知道这个计划不可能实现”。宦乡不仅不支持徐铸成将《文汇报》办成全国性大报，甚至复刊后可能还批评了他，“对他很不好”。

当然，《文汇报》事实上也并没有“自生自灭”，复刊的时候新政府就从人员、经费、纸张等方面予以了比较全面的支持，而后也在“团结改造”的方针指引下，实现了“从民营到党管”的转变，“党管国办的报业新格局由此而奠定”。但夏衍这封信仍然让我们看到，解放初期，中共高层和人民政府对《文汇报》一开始就有两手准备，徐铸成在复刊第一篇社论《今后的文汇报》中说：“《文汇报》是一张苦难的报纸”，原本是从历史的角度来说的，估计他也不会料到，这“苦难”并没有随着复刊而结束，即使是在复刊之初，就已经被安排了“自生自灭”的路。只是形势的变化和领导人之间意见的不统一，才使得《文汇报》有了继续被改造的机会，才终于成为“党管国办的报纸”，“自生”其实是不可能的，但也终免于“自灭”。

革命年代夏衍跟周扬就是老朋友、老战友，革命成功后又都出任新政府领导，两人又有上下级关系。夏衍给周扬的信，既是老朋友之间的通信，同时也是夏衍向周扬汇报和请示工作，亦私亦公。从这封信可以看出，人民政府建立之初，百废待兴，许多事情都处于忙乱之中，而且由于人手不足，经验缺乏，对很多突发事件也疲于应付。尽管共产党有一个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愿景规划，但到底如何从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走向社会主义，其道路并非自有安排，也非一蹴而就。从夏衍的信中可以看到，不管是电影业的公私合营，还是《文汇报》的复刊与改造，甚至是文化局这样的政府部门的成立，都是在不断的博弈与发展中才成为事实。也就是说当时很多事情的安排、计划都与后来的发展有别，都存在不同的路径可能性，最终走出来的这条路，其实是各种力量相互博弈和妥协而形成的。各行业的精英们和知识分子在与中共和人民政府的互动中，共同走出了改造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