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孙铭九在华清池活捉蒋介石，解放后他过得如何？

1936年，孙铭九在华清池活捉蒋介石，解放后他过得如何？

1936年10月，蒋介石从南京乘专机抵达西安，布置剿灭红军的事宜。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日益猖獗，他却一心搞内战，这种不顾民族大义的行为，遭到了张学良的坚决反对。

在多次反对和劝解无果的情况下，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了“兵谏”，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西安事变”，也被称为“双十二事变”。

张学良和杨虎城

西安事变前，国共两党已经开展了长达十年的内战，让本就在侵略者的炮火中饱受摧残的中国人民，遭受了更大的痛苦，社会局势也更加动荡。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决定“一致抗日”，并建立起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扭转了整个战争局面。

关于西安事变的经过和意义，很多人都非常熟悉，但是对于西安事变中活捉蒋介石的细节事件，却一直扑朔迷离，史学界也有很多种说法，究竟哪一种说法才是事件的真相呢？应该没有人比活捉蒋介石的孙铭九更清楚了。

在自告奋勇捉拿蒋介石前，孙铭九就安排好了自己的后事，他请求张学良善待他年老的父母，又安排亲弟出国避祸，只因为他知道将要做的事有多凶险。

晚年的孙铭九

若是事情败了，身败名裂、难逃一死；若事情成了，只怕日后也会遭到蒋介石的报复。那么，成功活捉蒋介石的孙铭九，在西安事变结束后，又有什么样的经历呢？他的人生又发生了哪些巨变呢？

孙铭九，1909年出生于辽宁省新民县，1927年加入东北军，一年后留学日本，在陆军士官学校学习，接受了新思想的洗礼，政治观点、思想认识都和东北军中的那些老派将领大为不同，但是和同样留学海外、学习过先进政治理论的张学良不谋而合，因此备受张学良的器重。

张学良

早先时候，孙铭九担任张学良的机要随行参谋，1936年，张学良为了改造东北军，秘密成立了“抗日同志会”，孙铭九成为会里的主要成员。可以说，张学良是孙铭九的贵人，也是他的伯乐，还是他誓死要效忠的领袖。

活捉蒋介石的消息传出，共产党高层经过深入分析，决定派遣周恩来奔赴西安，说服蒋介石共同抗日。周恩来到达西安后，孙铭九代表张学良多次协助周恩来开展工作，最终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周恩来

事情解决后，张学良决定亲自护送蒋介石回南京，一来是因为信任，毕竟二人交情匪浅，二来也是出于对当时局势的考虑，张学良担心合作抗日会出现变故，三来也是为了“请罪”，他作为军人，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只是没想到，他这一去就失去了半生的自由。

此后多年，每每提到这件事，孙铭九都万分悔恨，原因是他原本有机会阻止张学良去南京。当初得知张学良要护送蒋介石去南京，孙铭九虽然觉得不妥，但想到这是张学良深思熟虑后的决策，所以没有反对，后来孙铭九无意间将这件事告诉了周恩来，周恩来深感不妙，立即和他去机场拦截，可惜已经晚了。

蒋介石

早在西安事变前，东北军内部就出现了分裂迹象，张学良被软禁后，东北军进一步分化，军队内部也形成了两种派系，以孙铭九为代表的少壮派，一直深受张学良的信任，他们认为没有张学良就没有东北军，主张武力“救张”，如果南京方面不释放张学良，他们就要血战到底。

而以王以哲为首的老将派则希望能够和平解决问题，他们希望蒋介石能够先保证张学良的安全和职位，此后再慢慢商量怎么让张学良回到东北军中。

双方谁也无法说服谁，矛盾不断激化，但毕竟都是“一家人”，这种矛盾开始也只是存在于争论层面，但是没想到少壮派竟然制造了武力冲突。

王以哲

孙铭九先是在军队中发起了“请战签名”，希望集全军之力营救张学良，后来又请求杨虎城指挥作战，但是杨虎城根本无法指挥东北军，孙铭九又转向周恩来求救，希望共产党出面，但是周恩来从大局出发，最终拒绝了他。

多方奔走始终无法营救张学良，孙铭九一直郁郁不乐，时不时地就借酒浇愁，这天他一边喝酒，一边抚摸手腕上的瑞士手表，这块精致的手表还是张学良精心挑选送给他的，表上还刻着张学良的头像，昔日亲密无间的至交，如今天各一方、再见无期，孙铭九越想心中越是怅惘。

孙铭九

也不知是酒精导致了长期积压的不满情绪突然爆发，还是早就谋划好了要铲除异己，1937年2月2日，孙铭九竟然率领手下人闯进了王以哲的家里，枪杀了王以哲以及正在他家中聚会的多名东北军元老将领，这次事件也被称之为“二二事件”。

早在西安事变发生时，蒋介石就对张学良说过：“你敢犯上作乱这么对我，就不怕你的手下会效仿你吗？”

张学良回答说，他身边的将领都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不会做这样的事情，却没想到很快就被“打脸”了。

孙铭九制造的二二事件，不但没能让他夺得军队指挥权，以便营救张学良，反而造成了内部人心动荡，让内部潜藏的各种矛盾彻底爆发，也让东北军走上了末路。

张学良和蒋介石

王以哲死后，东北军分崩离析，孙铭九也终于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但为时已晚，大厦将倾，无力挽救。孙铭九自认为有替张学良管理好东北军的职责，却没想到自己的错误决策竟然导致了东北军的溃散，孙铭九深感愧对张学良，一度生出了要自杀谢罪的念头。

这时候孙铭九遇到了一位贵人，这位贵人就是周恩来，早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时，周、孙二人就已经熟识，得知“二二事件”后，周恩来立即安排人将孙铭九送往安全地区，并安慰他想要营救张学良，还有很多方法，事到如今自杀也于事无补，反而对东北军更加不利，这才打消了他自杀的念头。

如果说此时的孙铭九只是犯了决策上的错误，那么接下来他的举动，让他彻底沦为了国家的罪人。

孙铭九离开东北军后，被共产党收留了一段时间。曾经是东北军的核心人物，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日子何等惬意，到了共产党这边，不但没有了各种特权，就连自由都受到了限制，孙铭九一直想要离开，但是又苦于没有其他去处，只得作罢。

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后，出于多方考虑，共产党需要划清和西安事变相关人员的关系，孙铭九借此离开了共产党驻地，但离开后他的日子并不好过，既要想办法谋生，又要躲避国民党中央军和东北军的追捕，孙铭九经历了很长时间的颠沛流离、东躲西藏。

几经辗转，孙铭九来到了上海，暂住在日租界里，又凭借当初留学日本时建立的各种关系，开始寻求重新进入军政界的机会。

也许是为了生存，也许是为了权利，孙铭九竟然投靠了汪精卫政府，并且接受汪伪政府的委派去策反东北军。昔日在东北军中屡立功劳、深受器重的青年英才，为汪伪政府服务多年，却没有再做出什么显著的“贡献”，这是为什么呢？

孙铭九对这段经历一直讳莫如深，用他的话来说，他是受到了诱惑，轻信了汪精卫“曲线救国”的谎言，另一方面，也是出于生活所迫，战乱年代，他又在军中犯下大错，自己死不足惜，但总要为家人考虑，他加入汪伪政府，也是希望能够保证家人的安全，并不是要死心塌地地效忠汪精卫，也没有做出过严重损害国家利益的事情。

汪精卫

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汪伪政府也随之瓦解，再次失去依靠的孙铭九又投降了国民党，凭借“东北军将领、张学良亲信”的身份，他被派遣到东北秘密开展暗杀共产党领导人的行动，此后就一直在东北地区活动。

当时中国共产党高层领导人陈云同志，正好在东北地区开展工作，据传孙铭九曾经接受过一项暗杀陈云的任务，所幸这项任务最终没有实施。如果他真的展开了这项暗杀行动，将彻底沦为日伪政府的汉奸走狗，只怕他后半生的命运也将完全改写。

陈云

孙铭九在东北的活动一直持续到了解放战争，很快孙铭九在哈尔滨被解放军俘虏。

然而孙铭九本人却不承认自己投靠了国民党，二二事件后他待在共产党根据地的那段时间，就产生了要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念头，此后之所以会到东北区，也是受到了中共地下党的指示，潜伏在国民党军队内部展开行动。只是他的说辞没有任何人证或者物证，因此也很难让人相信。

西安事变后，东北军内部将领纷纷出走，一部分人宣布脱离东北军，将会服从南京政府的领导，一部分将领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还有一部分将领虽然继续留在东北军中，但是行动上却更加亲近共产党。

新中国成立后，那些参与了西安事变又亲近共产党的将领，都受到了共产党的重用，很多人都被安排了重要职务。

而亲手活捉蒋介石的孙铭九，此时却受到了截然相反的待遇，他被迫接受了共产党严厉的政治审查，还差点被判处死刑，档案中也永远留下了“居于日伪政府许久”的字眼，寥寥数字成了他一生都无法磨灭的“黑历史”。

西安事变参与者天差地别的待遇，引起了一个人的强烈不满，这个人就是应德田。应德田是孙铭九在东北军中的旧寮，二人都是东北军少壮派的核心人物，交情匪浅。

应德田

抗日战争时期，应德田也和孙铭九犯了同样的错误，听信汪精卫“曲线救国”的谎言，加入到汪伪政府里，担任河南省教育厅厅长，替汪伪政府做了很多出卖国家利益的事情。新中国成立后，应德田因为这段“黑历史”，和孙铭九一样受到了政治审查。

应德田很不服气，那些人既没有参与营救张学良先生，也没有在联共抗日工作中做出任何贡献，却能受到新中国的重用。

而他们这些曾经誓死效忠张学良和东北军，甚至还为了国家利益不惜得罪蒋介石的人，怎么反而要受到严厉的审查，就因为他们曾经迫于生计犯过错误，就要受到这样不公平的待遇吗？

接到反馈后，中共政府又认真核实了应德田和孙铭九的资料，经过核查，孙铭九在西安事变后虽然投靠了汪精卫，但是总体来看，并没有做出严重损害国家利益、残忍杀害抗日军民的行为，虽有过，但不至死，况且还是迫于环境压力，并非出于本心，因此决定不予追究。

孙铭九

后来孙铭九受聘担任上海市政府参事，晚年还担任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政协委员等多项职务，他除了在新的岗位上积极发挥作用，还顶着“骊山捉蒋第一人”的名号经常四处演讲，向人们讲述当年“活捉蒋介石”的光荣事迹。此外，孙铭九还在《人民日报》等国家主流媒体上发表了多篇讲述“捉蒋”细节的文章。

孙铭九把“活捉蒋介石”看作一生中的高光时刻，也把投靠汪伪政府的经历视为难以抹去的污点，为此，他专门撰写了一篇《孙铭九找党》的文章，强调自己在东北地区的活动都是受共产党的委派，他并不是出卖国家利益的汉奸。

晚年的孙铭九，心中一直有一个巨大的遗憾，那就是自从西安事变后，他和张学良再也无缘相见。

晚年的张学良

1990年，距离西安事变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当89岁的张学良在接受采访时被问及“如果有机会回到大陆，最想见谁？”时，他脱口而出“孙铭九”，足见其对孙铭九的重视。得知张学良这么多年一直惦念着自己，孙铭九也激动地流下了热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