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人治港”为何治不了港？遍地贪心资本家，却无一个政治家

“港人治港”为何治不了港？遍地贪心资本家，却无一个政治家

2021年7月1日，香港正式回归祖国的第24个年头。笔者经历过香港回归的全过程，从中英谈判、过渡期，一直到顺利接收，以及20多年的风风雨雨，细细梳理，最感慨的一个问题是：“港人未能治港”。

首任中联办主任姜恩柱曾说，香港是一本难读的书。而事实上，在回归之初，他真的诚心诚意且极度严谨地贯彻“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大凡属于香港的内部事务，一丁点儿也不过。那时候，内地的官员到香港，还要到港澳办申请。但是，24年过去了，香港特区却步履艰难？24年其实很不短了，北平、上海、广州、重庆，莫不是一解放不久便入正轨；深圳建市24年，更成为中国第一等级的城市。香港的徘徊、蹉跎、以至出现大面积的“暴乱”，原因在哪？

曾荫权

第一，香港有政治家吗？香港第二任特首曾荫权竞选时自填履历为“政治家” ，但是他的竞选口号却是“打好这份工作工”。这一个小小的细节，可一斑窥全豹，从殖民地过度而来的港人其实欠奉“政治家”。后来，中央领导也忍不住了，说，不能“议而不决，决而不行”。

回归之初，不少人认为，一国两制，就是“换一面旗帜”，其他就照常运作了。事实上，在通过传真机发指令的“伦敦决策香港执行”的模式终结之后，香港的公务员体系明显不适应，在决策能力和执行力等层面都展现幼嫩的不足。管治权的急速转变，治港人才的储备和培训不足也随之急剧暴露。尤其，对于殖民体系留下的管治体系全盘接受而未反思更谈不上改革，施政效率迟缓低下的问题越发突出。近期说吧，小小700万人的防疫，与内地14亿的一比，差天共地；武汉三个月就解封，香港已经一年半罗湖还是水静河飞。还有，最近暴露 罗湖边境殡葬城的问题，也是匪夷所思。香港公务员所谓“高效”的招牌，早就丢到维多利亚港。也许，在落实一国两制2.0版本之后，香港的治港班子才会有一个飞跃。

第二，香港的资本家，也曾被赋予“港人治港”的厚望，因为，相信工商界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主体力量，而香港的工商界也总体上表现出爱国爱港的政治倾向。于是，在制度设计上，偏向倚重工商界，在立法会和行政会议都照顾工商界。首任特首董建华也来自商界，他的家族做船务出身，而他的的确确是一个非常爱国爱港的人士。他执政之初就洞察到香港房屋问题是要害点，提出了“八万五”的年建屋计划。不料内外形势突变，香港先是受到国际金融风暴冲击，接着“非典”、禽流感等连番肆虐，香港楼价大跌，出现大范围“负资产”。于是，他为“地产党”矛头所指，换了个港英的旧电池曾荫权上台。此人做特首七年没有开辟一吋建房储备土地。之后的特首，要填海也填不动。这样的政策取向，就是不断向市场放出“土地房屋供应不足”信号，英国人留下来的“地价楼价租金三高”的畸形现象不但没有纠正，反而高冠全球。大批在珠三角做工厂的港商全都撤回香港“炒楼”。地产商当然偷着乐，但是香港完了，陷入了严重的结构性矛盾的陷阱之中而不能自拔。

董建华

笔者每每听到欧美富豪大规模捐献还富于社会时会感慨，香港的富豪还是处于热衷原始积累的那一代。但是，你能怨那些如同李嘉诚那样从做“胶花” 起家，一个一个铜板赚起来，也没有受过什么现代文明的教育大老板？只是，必须明白，香港当下资产阶级原始性、幼稚性、过分逐利性，决定了他们治港只能是严重偏向本阶层的利益，他们不是一个照顾香港整体利益的统治者。

也因此，严重影响到香港回归后的“二次分配未解决”，成为了“一国两制之痛”。实际上，在香港短视的仍处于原始积累期的地产商把持下，二次分配是不可能解决，港府冲不破制约，只有靠中央出手。相信，在国安法和新选举制度搞掂后，中央必定要出手了。事实上中央也有香港的土地支配权。

第三，笔者一直在思考，上面说的两个层次的问题，其实也未违背“爱国者治港原则”。香港公务员体系和工商界整体属于“爱国者范畴”，也许假以时日，他们在治港中学习治港，从不懂到懂，终于在政治上成熟起来。但是，香港还有一个摆不脱的制约，香港不是世外桃源，更不是一个可以脱离百年大变局之下大博弈的世外桃源。

诚然，有一个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大概港人可以学会治港，可惜，香港，并不存在可以纯粹的“港人治港”的环境。香港不是世外桃源，反而是美英、台湾等“遏华乱中”的前线。殖民统治下，香港人“有自由没民主”，然而过渡期港英政府已开始“埋雷”，民主抗共是其中一招。而美国，在香港回归前就强力在港部署，超级的总领事馆不断扩张，一方面接管英国留下的力量，一方面在香港种种社会界别精密部署和培植力量。从2003年反基本法23条立法，直至2019年“黑暴”，CIA在全球颜色革命的极致手段都在香港展现。拜登政府上任后不但继承了特朗普的对港政策，而且还拉上欧洲、日本等国家公开干预香港内部事务。

2019的“黑色暴乱”，虽然中央没有派一兵一卒来港，基本由香港警察低度维护社会秩序，但是最终的“止暴制乱”以至政制的“由乱达治”，非中央出手不能成功。从确立港区国安法，DQ四名乱港立法会议员，直到完善选举制度，彻底杜绝内外“反中乱港”势力在香港特区权力架构破坏的土壤和机会。这绝对不是任何一个香港人，任何一个香港的政治团体可以做到的。

回过头来思考，也可以认为，回归24年始终未能完成基本法23条立法，不能埋怨“港人”，非其不能乃势所不能。以政治幼嫩的香港领导人，与霸凌的境外反对力量相比，是极之不对称，只有强大的国家力量可以与之抗衡。

毫无疑问，在未来中美博弈的大变局中，香港依然处于前沿，未来的斗争依然激烈，时起时伏。爱国爱港的香港人，只有依靠国家，才能将一国两制的史无前例的伟大构想真正落实，使香港重新出发，以一个“崭新的东方之珠”的姿态展现在二十一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