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管理厦门“红楼”的女主任是谁？她结婚时赖昌星失魂落魄

在上世纪90年代的厦门，红楼是一个几乎无人不知的地方。

这个以红色为标志的建筑，不仅是商界精英的聚集地，也与一个令人无法忽视的名字紧密相关。

她是一位眼光独到、手腕高强的女主管，在红楼里，所有人都称她为“女主任”。

她的一举一动，都引起了各界的关注，而她背后那个深不可测的力量，至今仍然无人能解。

女主任的出现，无疑是红楼权力和财富交织的缩影。她的能力和影响力，令许多人惊叹不已。

她的婚礼，却令厦门商界震惊——在那一天，赖昌星竟然失魂落魄，形容无比憔悴。

到底是什么让赖昌星这位商界巨头，面对她的婚礼显得如此脆弱？

从五星酒店到风月红楼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厦门湖里区光华路上，一幢规划为七层楼高的建筑正处于紧张的施工阶段，这便是日后声名狼藉的“红楼”。

项目的拥有者，是来自福建晋江农村，凭借走私起家，并逐步构建起庞大关系网络的商人赖昌星。就在此时，他遇到了刚刚离开上海外滩五星级酒店管理岗位的欧梅。

他指点着尚未成型的顶层结构，用带有浓重闽南口音的普通话对欧梅描绘着蓝图：“这个位置，以后要做成总统套房，里面要配置全厦门最高档的卡拉OK系统。你是从上海来的，见过大世面，经验比我丰富，一定要帮我出出主意，怎么弄才够气派、够档次。”

他邀请欧梅参与红楼的建设规划，正是看中了她在高端服务业所积累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

欧梅直接切中了此类场所运营的核心——客户隐私与安全管理。

她向赖昌星提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建议：不能采用普通楼宇的公共电梯设计，而应在红楼的每一层都设立相互独立的专用电梯通道，并且在不同功能区域之间实行严格的物理隔离和管理区隔。

赖昌星对这个建议给予了高度认可并迅速采纳。

事实证明，这套精心设计的独立、隐秘的内部交通系统，在红楼建成并投入使用后，成为了其最为核心也是最为关键的保密措施。

它为那些身份敏感、不愿或不能公开露面的特殊访客提供了一道坚实的“保护屏障”。

许多官员或乘坐高级轿车的人物进出红楼时，其车辆都会被工作人员用特制的车衣完全罩住，从进入视线的那一刻起，连车牌号码这样的关键识别信息都被刻意隐藏起来，成为了需要严格保守的秘密。

“红楼大学”里的教导主任

1994年，经过一番精心打造，厦门光华路上的红楼正式开门迎客。

从上海滩顶级酒店管理者转变为红楼核心运营者的欧梅，其办公室被设置在相对僻静的三楼拐角处，便于她统揽全局，进行日常管理。

在她的办公室墙壁上，悬挂着一张制作精细、内容详尽的值班安排表。

上面清晰地标注着每一位在红楼工作的公关服务人员的姓名、班次，以及她们各自所具备的“特殊才能”或“专业特长”。

有的年轻女性在茶艺方面造诣颇深，能够熟练地冲泡各种名茶，营造出清雅脱俗的品茗氛围；有的则在推拿按摩方面技艺精湛，手法专业，能够有效地帮助客人舒缓身心、解除疲劳；还有一些人则具备模仿当时流行的港台歌星演唱的才能，她们能在酒宴或娱乐活动中模仿邓丽君、梅艳芳等人的歌声。

欧梅像是这座被赖昌星寄予厚望、用以培养特殊“人才”、服务特殊“客户”的“红楼大学”里的“教导主任”。

为了确保红楼的服务达到赖昌星所要求的高标准，并能精准满足特定客人的需求，欧梅建立起了一套系统化、常规化的培训机制。

每周的周三下午，成为了固定的业务培训时间。

在培训课上，欧梅会亲自上阵，向这些年轻的女性服务人员传授各种高级服务场合的规范与技巧，她甚至要求红楼的服务人员学习并熟记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中的部分诗词语句。

欧梅希望这些女性在陪伴重要客人，尤其是在酒桌、牌局等交际场合，不仅仅是外表漂亮的“花瓶”，更要能够适时地展现出一定的“文化内涵”，能够与客人进行一些看似有深度、有品味的交流。

这样做是为了迎合某些官员或商人可能存在的文化偏好，营造一种高雅、不同于一般娱乐场所的氛围。

这个基础阶段通常需要持续至少三个月的时间，作为观察期和适应期。在这期间，她们的表现会受到持续的评估。

只有那些在礼仪举止、言语谈吐、应变能力、领悟能力以及对红楼规则的遵守程度等方面都通过了严格考核的女性，才有资格获得晋升，开始逐步接触到更高级别、更重要的客人。

这种带有选拔性质的“专业化”、“流程化”管理模式，显然是为了确保能够筛选出最符合赖昌星需求的“人才”。

比如周兵，她在进入红楼后仅仅半年的时间内，就迅速在众多服务人员中“脱颖而出”，被破格提拔为专门负责接待核心重要人物的VIP接待专员。

而根据后来的案件披露信息，这位周兵成为了时任厦门海关关长杨前线的情妇。

针孔密布，信息织网

那些经过选拔、得以接触重要客人的VIP接待专员，她们被要求，在每一次陪同重要客人进行活动，无论是宴饮、娱乐还是其他私密接触，之前或之后，都必须向欧梅进行详细的汇报。

汇报的内容不仅仅局限于客人讨论的公务信息或者商业往来，更要特别留意并记录下那些客人在放松警惕、酒酣耳热之际，于不经意间透露出来的各种个人及家庭的细节信息。

这些信息包罗万象，可能涉及官员子女的升学需求、就业安排，家中老人的就医困难、养老问题，个人的特殊兴趣爱好（例如喜欢收藏什么、爱好哪种运动），甚至是一些不为人知的隐秘需求或把柄。

这些精心编制的档案，实际上就构成了赖昌星进行“精准公关”和实施有效行贿的“行动指南”或“客户关系管理数据库”。

赖昌星可以依据这些档案中记录的每个目标人物的具体需求、弱点或偏好，“量身定制”地提供帮助或输送利益。

通过这种“投其所好”、“雪中送炭”的方式，赖昌星能够有效地满足官员们的各种需求，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从而一步步地将他们拉拢腐蚀，使其或明或暗地为自己的走私活动提供便利和保护，最终将他们牢牢地捆绑在自己的利益战车之上。

1996年，正值香港即将回归祖国的前夕，赖昌星决定对红楼进行一次大规模的升级改造工程，而这项工程的规划与实施，依然由他最为信任的管理者欧梅亲自主持。

这次改造的核心目标，是全面升级和完善楼内已经存在的监控系统，构建一个更加严密、无死角的监控网络。

据称，有一次，海关缉私部门获得线索，计划对赖昌星控制下的某项走私活动进行突击检查。

行动部署已经基本完成，搜查令也即将发出。就在行动即将开始前，赖昌星通过某种渠道，将一份由欧梅负责整理、内容极为关键且具有高度针对性的视频资料，不动声色地呈现在了某位负责或能够影响此次稽查行动的关键官员面前。

那位官员在观看过视频资料后，其反应可想而知。

最终，这次本应进行的突击搜查行动，就在没有任何公开解释的情况下，被默默地叫停，相关的搜查令也被悄然收回。

根据案发后的统计和司法认定，在欧梅负责管理红楼的这五年多时间里（大致从1994年至1999年底案发），这座神秘的建筑先后“接待”过的各级别官员，尤其是掌握实权的厅局级干部，数量超过了惊人的160名。

而赖昌星远华集团在此期间所进行的走私活动，其总案值被认定高达人民币530亿元，偷逃的关税和税款也达到了令人咋舌的300亿元人民币。

难怪连赖昌星本人，在私下里也曾不无得意地对人感慨：“阿梅（欧梅）这个人，能力太强了，要是生在古代，那肯定是武则天皇帝身边的尚宫（唐代宫廷女官，负责管理宫中具体事务）。”

大亨的“依赖”与她的“清醒”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合作的深入，赖昌星对于欧梅这位得力助手的倚重程度与日俱增。

只要赖昌星本人身在红楼处理事务或者进行应酬，他就必须要欧梅随时陪伴在身边。

如果欧梅不在身边，赖昌星就会感到心绪不宁、食欲不振、情绪低落。

面对赖昌星这种日益显露的、带有个人情感色彩的倚重和依赖，欧梅本人却始终展现出一种异乎寻常的冷静和清醒。

在她看来，无论赖昌星如何看待她，无论外界如何揣测，她与赖昌星之间存在的，仅仅是一种纯粹的雇佣关系。

1998年，欧梅决定步入婚姻的殿堂。

婚礼当天，欧梅身着洁白华丽的定制婚纱，出现在了神圣的仪式现场。

而在教堂的观礼席上，出现了一个特别的身影——赖昌星。

他是特意从香港处理完事务后匆忙赶回厦门参加欧梅婚礼的。

尽管为了表达祝贺，赖昌星按照其一贯的行事风格，出手相当阔绰，大方地赠送了一对价值不菲的劳力士金表作为新婚贺礼。

但是，根据在场人士的观察，他眼神中流露出的那种难以掩饰的复杂情绪，尤其是那份显而易见的失落感，却怎么也藏不住。

与赖昌星的复杂情绪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作为新娘的欧梅，在整个过程中表现得平静而从容。

她按照正常的礼节，接受了赖昌星这份贵重的“老板”的贺礼，并向他表示感谢。随后，她专注于完成自己的人生大事，与她的新郎共同许下婚姻的誓言。

对于赖昌星的到来以及他可能存在的任何复杂想法，婚后没多久欧梅就离开了红楼。

交出黑皮本，尘埃终落定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赖昌星及其远华集团的疯狂走私活动，最终引起了中央的高度关注。

2000年，中央派出的专案组（即“420专案组”）正式进驻厦门，对远华特大走私案展开全面调查。

在这座曾经不可一世的红楼即将倾覆的前夕，作为曾经的核心管理者，当专案组人员找到她时，她表现得异常配合，主动交出了自己多年来记录工作细节的八本黑色笔记本。

这些笔记本里，详细记载了红楼的日常运作、人员管理、客户信息以及可能涉及的重要往来和事件。

故事的结局早已广为人知。2011年7月23日，在加拿大度过了12年逃亡生涯的赖昌星，最终被遣返回中国。

2012年5月18日，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以走私普通货物罪和行贿罪，依法判处赖昌星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而欧梅，这位曾经的酒店管理高材生，红楼的实际操盘手，在交出那些关键的笔记本后，她的名字便逐渐淡出了公众视野。

参考资料：[1]方菲.厦门远华案：“红楼”见证特大走私案[J].方圆,2019,0(18):70-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