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人

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人

泰坦尼克号（RMS Titanic），又译作铁达尼号，是英国白星航运公司（由美国摩根财团掌控）下辖的一艘奥林匹克级游轮，排水量46000吨，1909年3月31日在哈兰德与沃尔夫造船厂动工建造，1911年5月31日下水，1912年4月2日完工试航。泰坦尼克号是当时世界上体积最庞大、内部设施最豪华的客运轮船，有“永不沉没”的美誉。

泰坦尼克号

1912年4月10日，号称 “世界工业史上的奇迹”的豪华客轮泰坦尼克号开始了自己的处女航，从英国的南安普顿出发驶往美国纽约。多少达官显贵都以能登上这艘巨轮为荣，一张船票在当时称得上是价值不菲。然而不幸的是，在它的处女航中，泰坦尼克号便遭厄运。1912年4月14日23时40分左右，泰坦尼克号与一座冰山相撞，造成右舷船艏至船中部破裂，五间水密舱进水。4月15日凌晨2时20分左右，泰坦尼克船体断裂成两截后沉入大西洋底3700米处。2224名船员及乘客中，1517人丧生。700多人从事故中生还，几乎每个人的故事都被完整地记载了下来，唯独中国人的遭遇无人知晓。事实上，船上有8位中国人，并且其中6人都幸存了下来，在仅有不多的报道中关于他们的信息几乎都是负面的。

泰坦尼克号沉没

1912年为民国元年，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刚被推翻。农耕经济受到冲击，中国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成为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附庸。近代服饰、饮食、建筑、交通工具以及新的媒体和通讯方式逐步传入内地，新的思想与旧的思想激烈碰撞。此时，两次工业革命使得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高速发展，西方国家加紧对外殖民扩张，掠夺资本输出地、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国内百姓在内外交困的情境下靠近海岸的渔民大量开始出海谋生。

8位中国人不是电影《泰坦尼克号》中讲述的上流社会的人物，均是职业水手。他们之所以能在这个船票价值不菲的客轮上，是因为他们是英国唐纳森轮船公司雇来的广东（香港）籍华工。此时的香港大部分地区通过《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租借给了英国。他们可能是乘船从广东、福建一带到香港然后派到了英国。

英国煤矿工人

在英国，对煤矿工人夜以继日的压迫和不平等的待遇在1911年底爆发。英国矿工就实现最低工资对全国罢工的活动进行了投票，结果多数赞成罢工。经过酝酿和筹划，1912年3月1日，英国爆发了大规模罢工事件，参与人数多达近100万，持续37天之久，这也是第一次英国全国范围的英国煤矿罢工。而8位国人此时正在英国做锅炉工，每天工作15个小时，工资却只有白人的五分之一。由于当时的船都是蒸汽船，罢工使得煤存量迅速消耗，船运行业停滞，大批锅炉工失业，他们就是其中之一。

他们的雇主唐纳森轮船公司就想把他们派到北美航线安妮塔号上工作，英国的煤矿罢工迫使所有欧洲船只都停航了，那时唯一可以去北美的方式就是泰坦尼克号。公司给他们买了张50多英镑的集体船票，也就是位于邮轮底层的三等舱（单身男性三等舱位于船头位置，对震感感受最强的一批人）。他们的名字是Ah Lam（亚林）、Fang Lang（方朗，后改名方荣生/方森，1894年生于台山下川水洋村，卒于1986年）、Len Lam、Cheong Foo（重名太多，无法确定）、Chang Chip（钟捷）、Ling Hee（严喜）、Lee Bing（李炳，可能1879年生于台山横塘）、Lee Ling（根据一篇报纸上的文章，Lee Ling在回国进货时结识了Len Lam和Fang Lang并邀请他们下船后担任他的伴郎）。

泰坦尼克号中国人登船名单

当船上的33名保加利亚人和49名奥匈帝国人全部遇难时，8位中国乘客却有6名幸存，如此高的幸存率引来了大量的非议。当时，巨轮制造方白星船运公司为了掩饰泰坦尼克号本身的设计疏漏，请媒体粉饰太平，极力强调船员如何齐心协力，先救女人、老人和小孩，企图转移普通人的视线，美化这场遇难。他们甚至把泰坦尼克号的沉船事件描绘成一个种族方面的叙事，赞扬盎格鲁-撒克逊种族的时候，就要贬低“他者”。

救生艇

当时意大利人有政府撑腰，更何况还有黑手党的传统；爱尔兰人正在和英国政府对抗，准备闹独立运动，更是不敢惹；黑人船上只有一个，还在灾难中死去了。中国人竟然有6个都活下来了！负面报道最多的是关于C号救生艇——报纸宣称：中国人只会先救男人，不管妇女死活。是这几个中国男人占了妇女、小孩的船位，抢了他们的生命！流言愈演愈烈，到最后成了“劣等人种抢夺生存机会”，说他们趁船上一片混乱的时候，偷偷摸摸进入了救生艇；说他们为了获救，男扮女装，推搡妇孺小孩，道德沦丧……总而言之，是这些胆小怕死的中国人，盗窃了英美绅士让给妇女儿童的逃生机会。

事实并非如此。《六人》纪录片制作人员列出了C号救生艇上所有乘客的名单，看他们有没有提过有关中国乘客的故事，逐个排查。在C号救生艇上，有泰坦尼克号的主人、白星船运公司总裁伊斯梅。

箭头所指为伊斯梅

他在证词中说道：自己所在的搜救船上，发现了几名藏在座椅下面的“中国佬”，他们是偷渡客。

泰坦尼克号上规定左舷的救生艇仅限妇女儿童上船，但右舷只强调“妇女儿童优先”，C号救生艇位于右舷。伊斯梅声称自己环顾四周时，没有其他人等着上救生艇（仍有空余座位），他是最后上去的。这意味着周围并没有妇女儿童，这也意味着中国乘客在上船的时候不会出现和妇女儿童争夺座位的可能。事实上，直到C号救生艇下降的时候也没有坐满，没有谁的座位被抢走。

制作者又仿造了C号救生艇的模型，并让志愿者坐到了船里。结论是他们的视线和角度让他们产生了错误的判断。这证明了中国乘客不是懦夫，他们只是想活下去，他们有这个权利和机会坐进了救生艇，仅此而已。

他们完全是靠自己的智慧，充分发挥自身能力，在偌大的游轮上从底层找到了逃生的出口。当他们逃到甲板上时，正好要放下位于右舷的救生艇，因为还有些空位，当船员问还有没有人上时，其中1个就正好上了这个救生艇。当泰坦尼克号的船头开始下沉时，剩余的救生艇都在船头附近，大部人都逃向船尾，想远离海面，而中国乘客却沿着船的右舷跑向船头，其中4个人最后乘上了C号救生艇。剩下的3位乘客可能掉进了海里，从幸存者名单中得知，三个人中Len Lam和Lee Ling没能活下来。还有一个人，被后来唯一折返的14号救生艇救了上来，他就是Fang Lang(可能是最后一个获救的人)。

趴在木板上的Fang Lang

Fang Lang被救时爬在一块漂浮的门板上（电影中Rose趴在门板上与Jack在结尾对话场景的灵感就源于此）。导演詹姆斯·卡梅隆感慨道：我一直很敬佩那位趴在门板上的人，一个人需要多大的勇气和毅力，才能抓住机会，坚持等到唯一折返的那艘救生艇（哈罗德·罗威指挥的那艘）。

制作人员试图模拟当时情景，在12摄氏度的冷水里浸泡40分钟（沉船时海水的温度为0摄氏度），这是获取身体反应信息的最短时间。首先是初始反应，其次是神经和手臂肌肉冷却引起的生理机能退化，最后是核心体温下降。实验人员在水中忍不住地发抖，极度不舒服，何况当时的水温更低。对他们来说，在水里每一刻都无比煎熬。

这原本是个幸运的结局，因为有6人在世纪海难中存活了下来，但真实情况并没那么顺畅。当卡帕西亚号（从救生艇上转移乘客的救援船）驶入纽约时，基本上所有的幸存者都下了船，除了那些伤的走不动的人和6名中国幸存者。他们被禁止下岸，在船上住了一晚，第二天就被带到9号码头，在那里登上了安妮塔号水果运输船，前往古巴。

这是由于当时美国还在实行排华法案。

在《排华法案》之前其实有一个《蒲安臣条约》,它是于1868年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和他国签订的平等条约。它的主要内容共有八条，承认中国是个独立的主权国家，规定了双方对等的权利和义务。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中美两国民众可以自由到对方国家旅行和长期居住，双方的移民都享有最惠国待遇。150多年前的大清国民可以自由地到美国去旅行、打工，挣取美元，并且轻松拿到绿卡，所以中国人到美国来是合法移民。

《中美续增条约》史称《蒲安臣条约》

在《蒲安臣条约》之前，由于中国南方地区地狭人稠，人们纷纷到海外求生，其中不少来到北美，比如美国太平洋铁路的西段大部分都是华人劳工修建的，1866年时华工就成了修建铁路的主力军，人数最多时超过6000人。因此，《蒲安臣条约》保证了中国人可以自由去美国务工挣钱，并且禁止那些买卖华工的行为，保护了华工的权益。

随着中国人在美国移民的增多，美国人认为中国人抢夺了他们的就业机会，威胁着国内的秩序，便兴起了排华浪潮。第19任美国总统海斯派人和清政府谈判限制中国移民美国的数量。1882年，美国又通过《排华法案》，舆论普遍对在美华人的态度很不友好，华人受到严重的歧视，“黄祸论”满天飞。

排华法案

最终，好不容易活下来的6名中国乘客被禁止入境，连岸都没法上，继续到安妮塔号上做锅炉工。

这六人中Chang Chip（钟捷）因病下船，之后被解雇，1914年因肺炎逝于伦敦。当其余5位与安妮塔号合同快要到期的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让他们再次拥有了被利用的价值。所有在商船上工作的英国本土水手都被政府征召加入海军，这些商船需要大量的水手来填补空缺。从战争开始到结束，为英国商船工作的中国水手人数大约从5000增加到15000，这些幸存者有极大地可能在这些商船上工作过。其中Ah Lam（亚林）在离开安妮塔号后又在本杜号、阿克琉斯号（开往新加坡、香港和上海）工作过，之后就此消失。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中国劳工

一战后，国际贸易走下坡路，经济下行，英国对外来人员的敌对情绪加剧。一时间，数百名失业的中国水手游荡在利物浦和伦敦街头。根据英国国家档案馆资料显示，英国政府在战后将中国水手强行遣返回国。

Ling Hee（严喜）和Chang Chip（钟捷）的经历差不多，工作的最后一艘船是基隆号，在1920年印度加尔各答下船（基隆号在亚洲只停靠加尔各答，当时他们不能再回英国或美国）。

《排华法案》限制的是中国劳工，对商人和学者没有什么影响。有合法身份的商人们可以在中美两国之间自由来往，每次他们从中国回到美国，会声称自己又生了一个儿子，他们会把这个“儿子”的身份证明卖给别人，买证的人就可以凭此合法入境了，也称“纸生仔”。一旦成为纸生仔，行事就要非常隐秘，你不会希望任何人知道你买了假身份，很多人甚至从未对家人坦白。也许Fang Lang就是通过“纸生仔”的方式移民到美国，这也可能是他改名为方荣山的原因。

方荣生1894年生于台山下川水洋村。台山是广东省江门市下辖市，靠近中国的南海。1840年以后，随着人口的增长，人多地少，发生了一些土客械斗（各族群（汉族不同民系）之间的激烈冲突）。

珠三角土客械斗

台山人在这样的情况下拼命地到海外谋生，方荣山大概是这个时候成为一名水手，辗转香港，香港在英国管辖下又被雇佣为唐纳森轮船公司的锅炉工，赶上英国煤矿大罢工，踏上了从南安普顿出发的泰坦尼克号。奈何遭遇20世纪最大的海难，庆幸的是他在一块木板上靠着惊人的毅力等到了唯一折返的救生艇。本以为“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可是等着他的还有美国的《排华法案》、在一战以及二战提供后勤服务、英国的强行遣返等，要想在他国苟且求生，还要饱受各种冷枪短剑。

自己的经历也只能埋于心头，与泰坦尼克号一起沉入海底。

1955年Fang Lang（方荣山）谭亚凤（21岁）结婚。Fang Lang的儿子回忆起和父亲在美国租房子时的场景：“那个人说‘我才不会把房子租给黄种狗’，他一拳打过去，打的那个人跪倒在地。那一年他70岁了，他一直都是这个样子，他就是那种遇事不会退缩的人”。

方荣山的侄孙说他写过一首诗：天高海阔浪波波，一条棍子救生我。兄弟一起有几个，抹干眼泪笑呵呵。制作人员从未向他的侄孙提过任何调查结果，而这首诗却把Fang Lang的经历完整地描绘了出来。（从行船记录上可以查到Fang Lang是1920年8月18日抵达纽约，而方荣山加入美国籍的证件中写着他于1920年9月15日搭乘一艘船进入纽约，已经非常接近了）可以确信，Fang Lang就是方荣山。

对于身份的改变，他可能已经习以为常。你不得不佩服他，一个人要有多么强大的内心，才能活过这样的一生。

天高海阔浪波波，一条棍子救生我。兄弟一起有几个，抹干眼泪笑呵呵。

这首诗在格式上和天使岛上中国人留下的诗很相近。天使岛移民站始建于1910年，目的是更好地执行《排华法案》。原来这里是一个拘留中心，负责处理和扣押所有从旧金山入境的移民。天使岛开设的30年间处理了50万移民，三分之二都是中国人和日本人，他们和其他移民是分开关押的。

旧金山天使岛

在中国男人的关押营里，墙上的每一处都刻满了他们写的诗，很多谈到了孤独和渴望家庭，还有些谈到了他们在这里被虐待和监禁的方式。他们写到:

“漂泊虽云男儿事，奈何无罪入囚途。如天忏恨天天数，问句苍天知有无？”

“浪迹江湖忆旧游，故人生死各千秋。今生不幸为华裔，忍辱含仇做楚囚。”

“留笔除剑到美洲，谁知到此泪双流？倘若得志成功日，定斩胡人草不留。”

“别忘了我们在这里经历的痛苦和背后的原因。”

“我国豪强日，誓斩胡人头”。

排华法案于1943年废除，但英国至今仍未就两次战后秘密遣返中国水手的行为发表正式道歉。

可以想象，当他们面临极其负面的力量时，还是不挺的抗争，一代一代的华人没有放弃。美国变得更加包容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华人的抗争来取得的。

十多年来，制作组走访了英美各个博物馆、图书馆，查了许多史料，结论是，当年那些莫虚乌有的罪名，什么“偷渡者”、“男扮女装”，都是谎言，对这6位中国幸存者非常不公平。

曾有统计，在泰坦尼克号上，头等舱325人中，存活下来202人，生还率为62.2％；二等舱285人中，存活下来118人，生还率为41.5％；三等舱706人中，存活下来178人，生还率为25.2％。买得起头等舱的白人，他们是美国有钱有势的上等阶层人士，出了意外势必会引起各大公司的股票下跌、声誉受损、市场不稳定……自然有“资格”先获救。而像方朗这样“地位低下”、只能住在三等舱的黄种人，却要被历史遗忘，无人问津……

《六人》的制作成员说，在移民问题依然存在的当下，应该思考他们为何奋斗、为何挣扎、为何觉得一切困难都是值得的、为何要在一个不受欢迎且连合法身份都没有的地方谋生，即使未来渺茫，他们依然隐忍前行。

从泰坦尼克号上生还绝不是他们人生中历经的最大磨难，人类史上最著名的船难也只是他们旅途中的小坎坷而已。他们从未放弃过，1912年4月14日的那个夜晚，他们没有放弃；那之后艰难曲折的人生里，他们仍然不曾放弃，这其中有太多太多值得我们铭记学习。